1949年6月10日，为了打击投机商人的投机倒把行为，上海市政府正式查封上海证券大楼；1952年7月，天津证券交易所亦寿终正寝，至此，包括期货交易在内的国内证券市场步入了全面冬眠期。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雷在神州大地隆隆响起。
正是肇始于该年，布满了阵痛、迷茫和利益纠葛，历经国家调整价格阶段、双轨制价格改革阶段和最终实行市场价格体制阶段的价格改革为国内期货业再次进入中国领导层的视野作了非常良好的铺垫。
这亦悄然开启了国内期货业重新“入世”的痛苦涅槃的新时期。
萌动：价格改革双轨制
要追溯中国当代期货市场的重生历程，不得不提及当时的大背景——价格改革。
所谓价格改革第一阶段的国家调整价格，即为相关主管部门根据测算商品的当时理论价格，得出一个数据，并按此来调整价格。依此，彼时国家先后放开了一些无关国民生计的小商品的价格。
尽管初步的改革取得了成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然而价格不合理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而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则是，造成了调价的连锁反应，致使出现了物价结构调整型通货膨胀。
正是在左冲右突无效的境遇下，1984年，价格改革双轨制登上了历史舞台。
所谓双轨制，即同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计划内部分实行计划价格，超产部分则按市场供求关系定价。由此，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格局轰然坍塌。
“双轨制走的是一条过渡性道路，它引导了价格改革逐步向市场经济方向迈进，我觉得这是官学商集体智慧的结晶。”彼时，参与价格改革的期货元老、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教授常清如此评析。
但问题亦相伴滋生。
由于是双轨制，又因为时处短缺经济，加上流通秩序混乱，环节多、渠道少，因此，商品的市场价格出现畸高症状。这让管理层再生疑窦——什么叫市场价格，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市场价格的体系又是怎么形成的。
于是，价格改革领导者们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了国外的市场经济国家，由此，艰巨的历史使命再次将期货市场拉入了中国改革者的考虑视野。
此时是1987年。
受到高层的委派，时年仅34岁的“国内期货教父”田源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同行者有现时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前副行长吴晓灵、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常清则来到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分兵突进学习考察美日商品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
取经归来的田源、常清等人开始认为，期货是完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形成体系的“灵丹妙药”。
此时，美国培基证券有限公司亚太分公司（香港）副总裁杨亮瑜——国际期货市场的“传教士”——在中国政府高层的一次“布道”，则直接促使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期货市场问题列入了1988年的重点课题研究。
回忆彼时情形，常清称，“其实，杨当时献策，我们国家应该很好地利用期货市场来为对外进出口贸易来保值，利用期货交易，使国内贸易商不要吃亏，更好地发挥我们的集中优势，计划优势——他是从这个角度，而非针对国内的价格改革来讲的。”
与杨亮瑜异口同声、持同一观点的，还有当年在香港为中国对外贸易做期货套保的外贸部期货界元老陈宝瑛。
来自国内外的两股建议让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于1988年2月10日亲笔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主任马洪，“请考虑是否能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一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城市的副食品购销，特别是大陆蔬菜和猪肉，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
这一批示，连同同年3月25日李鹏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的发言一起，标志着在中国开展期货市场研究这一崭新课题应运正式确立。
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成立
作为课题的具体落实者，供职国研中心主任马洪麾下的田源和常清等人认为，光靠国研中心一己之力，无疑显得势单力薄。
凑巧的是，当时与国研中心遥相呼应，国家体改委正好也在做期货研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联合成立了一家机构，名称定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下称“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田源任组长，常清司职秘书长，成员包括国家体改委流通司司长杜岩，以及国家体改委流通司、外事局和国研中心价格组部分人员。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任务主要就是负责研究方案，试点设计。
正是这一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直接选择和促成了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郑州商品交易所（前身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诞生。
其实，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之所以能对中国期货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其背后拥有一支堪称豪华的队伍作为支撑。
这支队伍成员包括当时的国研中心主任马洪，商业部部长胡平，商业部副部长姜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安志文等。
但没过多久，由于商业部的直接参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扩大了。时任商业部研究所所长的张其泮（已去世）作为商业部外派人员加入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成为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
随后，作为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研究成果，1989年由田源担纲主编，常清、杜岩和张其泮为副主编的《期货市场》一书正式由改革出版社付梓出版。其他参加撰写者均为当年参加研究者，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仍然奋战在期货一线且比较活跃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彼时朱供职于商业部。
作为国内最早研究期货市场的理论著作，《期货市场》探索建立中国期货市场以规避商品价格风险的建议终为政府高层所采纳。
其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分别于1988年4月16日和6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并分别对我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期货市场具体的试点方案、期货交易组织和运作模式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关于期货制度研究报告》。
对此，李鹏总理作出了“同意试点，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订方案”的批示。
四大争论
随着讨论的深入，各方对于国内如何发展期货市场的争论甚嚣尘上，按当时全程参与讨论的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秘书长常清回忆，争论主要涉及四大方面。
首先是争议试点品种。为了确定最初的试点品种，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先后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后改为物资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商业部进行座谈。但令人沮丧的是，彼时，央行以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以不可能搞自由的期货市场为由，拒绝了田源等人的建议。
而国家物资总局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也否决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提议。其理由与人民银行大同小异：物资关系到国计民生，加入物资流通出现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大混乱。
商业部之所以支持期货试点，原因在于其所管的内贸是农产品，而农产品经常是今天买粮难，明天卖粮难，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价格亦是暴涨暴跌。因此只能转而求助期货市场。
确定粮食期货率先试点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寻找试点城市。
随后，常清等人马不停蹄初步框定了四省区，即分别主张粮食期货的河南、生猪期货的四川、稻谷期货的湖北，及玉米期货的吉林。
与此相应，这些省市纷纷根据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模式，成立了地方的“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例如河南省小组的组长是彼时省政府副秘书长杨昌基。杨后来升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
此即为第一项争论。
第二个争论之处则是，中国有没有条件搞期货市场。
当时，在很多国人眼中，期货市场是市场的高级形式，是发达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少部委研究者和学者，包括国家计委都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因为中国不是发达的市场经济。
对此，常清撰文认为，“我觉得这不是条件，其实我觉得不成熟，主要在体制上，不是在物质条件上。期货就是市场经济中形成价格的一种方式而已。”
第三个争论焦点则是，许多人对投机的认识存在分歧。
国家工商总局当时认为，投机倒把是一种罪名。假如参与者要投机的话，那么工商总局随时可以抓人，如此一来，显然谁做期货，都可以被抓起来，因此搞期货市场就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最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力主从政策上划定，把投机的作用、实质及国内为什么要利用投机，做了一些理论说明。最终的协调结果是，在国家规定的交易所内交易，国家工商总局不抓人。
最后一个争论涉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以常清等人为代表的市场派坚持应该按照国际惯例筹建期货市场，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派观点则认为，期货市场同样应该体现中国特色，因此中国应该从现货开始起步，发展中远期合约，然后一步步走向期货；再一个就是不能有投机，都是套期保值。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行不通的，因为有套期保值的买者，就必须要找到套期保值的卖者，那找不到怎么办？所以即使形成价格，其流动性也是很低的。因此价格表现也就是忽高忽低。”常清认为。
争论所起到的一个客观效果就是，在当时发挥了澄清、并统一思想的作用，并为今后的试办铺平了道路。
准期货阶段：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1990年10月12日，在中国当代期货业发展史上无疑是值得书写和纪念的一个日子。
是日，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在中国第一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全国性批发市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总经理为河南省粮食厅副厅长李经谋。由此，中国期货的试办阶段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但外界对于批发市场的定名却抱有丝许不解，因为当初所有设计都是按照期货交易所来进行的，然后最终呈现在市场面前的却是“批发市场”。
临时换名，凸显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一贯奉行的渐进路线。
“当时一下子称为‘期货交易所’并不现实，为了能够长远发展，设计者才更名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实际的规划仍然是从现货起步，实行中远期交易，再逐步过渡到期货交易。”常清透露。
1991年3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签订了第一份小麦远期合同，新中国准期货交易正式发轫。
随后，在各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交易所开始陆续建立。
1991年6月10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在国家体改委、国研中心的支持下，在深圳成立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SME），由时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深圳联合公司副总经理郑元亨兼任总经理。
同月成立的还有实行会员制、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苏州物资交易所（后更名为苏州商品交易所）。
翌年5月，由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组建的上海金属交易所则首先启用了计算机自动撮合系统，实行公开竞价买卖。
在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批发市场和交易所规模初具的情况下，SME在1992年10月，推出了我国当代第一个期货标准化合约——特级铝期货标准合同——率先实现了由远期合同向期货交易的过渡。新中国完全意义上的期货交易正式启航。
随后，上海金属交易所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等纷纷跟进，推出期货标准化合约。至此，期货市场在中国已经雏形初具。
“大跃进”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新成立的交易所不再奉行“挂羊头，卖狗肉”，而直接冠名以期货交易所，并争先恐后地上市期货品种和期货交易。
1993年开始，国内期货业日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
是年5月28日，作为标志性交易市场之一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更名为“郑州商品交易所”，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国内期货重镇，而总裁依然是李经谋。
然而，由于彼时创办期货交易所非常“来钱”，而其设立大多又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及行业内大型的主干流通渠道、生产企业共同组建，因此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行政色彩浓厚、政企不分的种种不良症状，并诱发了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膨胀，使交易所在以营利为目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92-1993年两年间，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速度可谓一日千里。
据上海东证期货总经理党剑在彼时统计，1993年初，全国具有期货交易性质的交易所仅十来家，经各部门合各级政府批准开展商品期货交易的商品交易所于1993年12月31日以前开业的有38家，共有会员2337家，代理客户超过1万户，1993年全年交易总额已达710亿元，日均交易额42亿元。1994年1-4月，交易总额达3900亿元，日均交易额为110亿元。
在这些交易所名册中，名头响亮的包括如北京石油交易所、上海粮油交易所、上海建材交易所、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等等。至1993年底，国内中等城市几乎都拥有了自己割据一方的交易所。
目前演绎“三足鼎立”之势的大连商品交易所就是在此间成立。初期，大商所理事长为姜丽华，但此后不久，便由朱玉辰掌舵。直至2006年8月，朱被任命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后，才南下上海。
然而，在此期间，无人监管、无序发展、无法可依的国内期货市场似乎进入了一段一发不可收拾的“癫狂期”：交易所发展过快，交易品种严重重复；期货经营机构运作不规范，管理混乱；盲目发展境外期货；地下交易盛行，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频发。
首轮整顿：交易所骤减至15家
1993年11月4日，国务院正式下发77号文《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明确指出，我国期货市场仍处于试点阶段，确立了在期货市场试点中，必须坚持“规范起步，加强立法，一切经过试验和严格控制”的原则。
其后，作为新的期货业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又马不停蹄地于次年3月30日上报贯彻文件的实施意见，并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整顿的举措。
首先，学习香港经验，明确了证监会作为期货业的统一监管机构，初步确立中国期货市场监管的机构和框架。
其次，裁减试点交易所至15家。1994年10月，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大刀阔斧地将当时全国约50家交易所一举缩减至15家，其中，郑州商品交易所、北京商品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属联合期货交易所、苏州商品交易所、重庆商品交易所、沈阳商品交易所、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和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等11家作为第一批试点期货交易所。另外，天津联合期货交易所、上海商品交易所、成都联合期货交易所和长春联合商品交易所等4家根据“统一机构、统一结算、统一财务”的原则分别由同一城市的几家交易所合并组成。
其间的1996年6月，长春联合商品交易所因交易混乱，在停业6个月之后被并入北京商品交易所而销迹。由此，经过至1998年前的首轮整顿，国内期货交易所其实仅剩下为数不多的14家。
最后，监管层还暂停了一些大宗品种上市资格，如钢材、白糖、石油和菜籽油等。
对于上市品种的暂停交易，其实还与当时国家正着手治理通货膨胀，控制物价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3月18日，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又在国内贸易部部长陈邦柱上报国务院的文件中批示：“现在的‘中远期合同交易’就是搞期货交易，而不是批发市场交易，因此必须整顿。……对于国务院领导明确指示要暂停的品种，不许搞合同交易，即期货交易。”
根据这些外界鲜见的历史资料，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家领导层对于期货市场交易的混乱局面，所秉持的“决不姑息”态度之强硬，由此可见一斑。
二度整顿：“三足鼎立”之势终成
始于1998年的第二轮整顿，除了重新整合交易所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期货公司实行重拳整饬。
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一个奇特而重要特点是，期货经纪公司先于中国期货市场起步。
原因在于早期的经纪公司均以代理国际期货起家。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在期货市场制定试点工作如火如荼推进过程中，香港、台湾的部分不法商贩依赖地域和语言优势，利用改革开放政策在广东等沿海城市成立了很多咨询公司（后改为期货经纪公司），大肆开展非法境外代理业务。
国内第一家正式意义上的期货经纪公司是成立于1992年9月的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
3个月以后的12月28日，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宣告建制，成为国内首家大型股份制期货经纪公司，其中田源（时任物资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卢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司副司长）分任董事长、总裁，朱玉辰（时任商业部政策法规司调研处副处长、全国粮食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新华（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副处长、处长）等出任高级副总裁。
根据党剑统计，至1993年底，各地批准成立的期货公司已多达300余家，期货兼营机构2000多个。
然而，在历经首轮整顿之后，期货市场连续几年交易量出现萎缩，大部分品种基本沉寂，这令部分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开始生存难以为继。正在这一大背景下，期货公司手续费降价大战打响，兼营机构的非规范运作，再加上交易所重复开设品种重新抬头……这些让监管层再度祭起了整顿大旗。
1998年8月，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掀开了第二次行业制度结构大调整的帷幕。
首先，对现有的14家交易所进行撤并，合为上海、大连和郑州三家。其中除了郑州商品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延续原来的领导之外，上海期货交易所则由当时的上海金属交易所、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和上海商品交易所合并而来，其理事长由原上海金属交易所理事长周晓红出任。
亲历这一过程的党剑透露，由证监会期货部主导的“14并3”的过程“非常复杂，其中的利益关系纠葛难清”。
党透露，后来解决的一个路径是，以证券牌照作为补偿，即交易所关闭后，证监会同时给一个证券公司的营业牌照，“由于当时大家看到证券公司挺赚钱，而搞期货却无望的情况下，因此就接受了这一方案。”
正是借助这一做法，当时成都联合期货交易所变成了天风证券，天津联合期货交易所则摇身一变成了一德证券，而北京商品交易所也成了首创证券。
对于此段直接影响中国期货业发展的历史钩沉，党剑认为，从利弊得失的权衡来看，监管层的做法基本正确。
“从后来的发展，包括群众基础、当地政府的支持、上市品种的归属等，三家交易所都各取所需，各有所长，如郑州的粮棉糖、大连的油脂类及和进出口相关的品种，上海则是工业品，及今后的金融期货。”党剑称，“另外，按中国国情来观察，保留三家交易所在当时也应该比较合适。”
但当时的重典整治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作为政策主导型市场，或者政策调控力度比较大的市场，政府一定要有市场发展的长远规划，而不是在整顿和发展之间顾此失彼；其二，当时对市场规律性的认识有一些偏差，比如认为期货市场对商品价格的上涨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从现在来看，其实不然，彼时期货其实成为了现货价格上涨的替罪羊。
整顿的第二个方面是继续缩减交易品种，由35个减至12个，保留了上海铜、铝、天然橡胶、胶合板和籼米5个品种，郑州绿豆、小麦、红小豆、花生仁4个品种，大连大豆、豆粕和啤酒大麦3个品种。
最后是对期货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将其注册资本最低标准提高至3000万元，促进公司之间合并重组，并严控境外期货。
随后1999年，国务院先后颁行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期货业从业人员管理办法》四个配套办法，由此确立了我国期货市场试点的基本法规体系，也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试点结束了盲目发展期，而进入了法制阶段。
此轮整顿过后，虽然期货行业风气一片肃然，但由于信心遭遇极大打击，市场发展一时难以复苏，犹如遭遇重疾后的病人，中国的期货市场显得积重难返，面临的是连续数年的惨淡亏损经营。
此即常清眼中的“失去的十年”。
筹备股指期货
2000年12月29日，作为期货行业自律组织的中国期货业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一个由他律和自律相结合的完整的期货市场监管体系终于基本成型。
其中，中国国际期货董事长田源当选第一届会长，常清、武小强、彭刚当选为副会长，彭刚则被聘为协会的秘书长。
此后的数年中，中国期货业协会领导虽几经更迭，会长先后由朱玉辰和刘志超继任，但是其仍以一以贯之的“加强自律，辅助监管，保护竞争，防范风险，维护市场公平”为指导思想。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期货市场在经历连续5年成交额和成交量负增长的情况下，2001年一举扭转了颓势。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国内整个期货市场成交额和成交量分别达到了30145亿元和12046万张，同比分别实现了87.44％和120.59％的增幅。
但1995年国债期货的暂停交易一直成为了证券期货业内人士的心头之痛。
“如果当初不关掉，那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肯定已经积累起了丰富的运行经验，但现在留下的却是十多年的空白。”时任申银证券总经理、目前专注于PE的阚治东对于往事，似乎有些不堪回首。
早在2005年，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就曾指出，“中国证监会将积极推进与资本市场稳步发展相关的基础制度建设，适时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为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的工具。”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亦在此间紧锣密鼓地推进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工作。同年6月15日，央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式推行债券远期交易，9月2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实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所有的这些均被市场认为是对推出互换、期权、人民币汇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工具所作出的铺垫。
在金融期货竞备过程中，股指期货也确定成为我国内地自1995年以后将首个推出的金融期货。
随后，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成立、2007年4月15日修订后将金融期货和期权纳入交易范围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以及紧接着《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等四大配套办法的陆续修订和颁行，均为股指期货的推出铺平了道路。
但由于高层对于“3·27国债期货事件”前车之鉴的忧虑，以及“高标准，稳起步”的要求，股指期货的推出时间表一再延后，直至今日，股指期货依然深居闺中。
对此，常清认为：“金融期货未来非上市不可，只要中国搞改革开放，那么包括股指、利率、汇率期货等都要进行期货交易，通过这一手段来形成价格，这是一个规律，但具体落实到时间，只能取决于中国改革的进程。”
“当前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去掉计划经济的思维，去掉长官意志，来按照客观规律来办事。这也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常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