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房价泡沫，政府出了太多政策。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文化中，这些政策很容易被投机方利用矛盾制衡理论轻松化解。最终调控结果得不偿失。
比如加征营业税等税费上调，在楼市上升过程中，这些交易环节的税费除了导致短期集中过户外，还有可能被加入购房成本，进一步拉高房价。
更不用说增加保障房供给，历史经验证明，地方政府如期践行保障房承诺的情况简直少之又少。在政府官方网站上，关于保障房建设进度的消息要么滞后数月甚至数年，要么根本不给予公示。
相比之下，打击楼市投机的即时有效办法是增加信贷成本，甚至开征物业税。但物业税开征仍有类似评估和统计这样的技术性问题没有解决。要增加信贷成本更要从宏观经济总体来衡量时机。多数开发商虽然也意识到了房价泡沫的存在，但无一不在“押宝”国家短期内不敢修正楼市的窘境。
在笔者看来，解决楼市矛盾的根本做法是彻底地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为此可以不惜牺牲几年的GDP增长。只有当企业和投资人看到了实体投资的乐观前景后，大量资金才可能从房地产市场流出。类似目前这样的保八目标，对楼市调整前景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反而给对赌政策的人上了“政策保险”。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工作是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的调整。只有在财税方面部分让利于地方，进而改变地方政绩考核体系，才能令地方政府真正有还住房保障于民的责任心与行动力。“几千年来，中国经济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博弈制衡的过程。权利收得太久，地方经济会没有活力，权利放得太久，中央财政薄弱不利于统一效能。目前这个过程还处于强力中央政府的阶段，危机渡过之后，相信地方政府会有更多自主权。”一位银行业高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