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的鸿沟不断加深无疑是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来改变目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同样是时下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表示：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各项改革措施有望于年内出台面世。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发展问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用于衡量全体居民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并于2007年达到0.48.
缘何当年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所期待的“先富带动后富”并未于中国大地实现，相反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收入分配制度的不足恐怕难辞其咎。此外，个税起征点长期偏低；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导致居民未来消费预期大大上升；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飙升导致未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降低等综合因素同样不容忽视。甚至在不久的将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上扬会对中国收入分布、贫富差距与拉动内需产生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近10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与消费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化与经济社会高速成长所推动的房地产市场黄金10年造就了一大批开发商、银行与投资者。使这些原本处于相对较高收入的阶层有机会进一步扩大自身的收入分配优势，考虑到目前中国住房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本来就处于中低收入的阶层却受制于房价的日趋走高，被迫成为房奴，或者几乎没有购房能力，这部分人未来的预期购房支出大大增加，其未来的收入实际上通过房地产市场转移给掌控投资机会的高收入阶层，社会贫富差距面临进一步扩大到可能。
除了高房价带来的“收入转移”效应之外，地方政府所依仗的土地财政也是转移未来中低收入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相关研究机构的结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中平均有4成为政府土地出让金与税收收益，而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这一比例高达6成。事实上，土地财政的确已经成为众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例如，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披露的信息，上半年地王频现已经导致截至第三季度，上海土地出让金收益近500亿，远超年初确定的全年393亿目标。
从资金流转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高额度、高比例的土地财政实际上相当于政府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征税。毕竟商品房的最终消费者是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而非中间投资者，因此高房价带来的政府高收益实际上也意味着对中低收入阶层的高额税收。这对于改善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未来实际可支配收入，并进而建立和谐稳固的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无法回避的负面冲击。
缩小中国贫富差距，创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发改委所提出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强调“限高、促中、提低”的政策原则。但是现实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投资收入，其避税与收入实现手段多样化。这也是为何中国少部分高收入阶层掌握了全国大部分财富，然而个税征收的实际情况却显示超过6成都税额来自中低收入阶层的原因。
而中低收入阶层往往其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就业收入，而非来自投资品。因此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降低中低收入阶层未来的购房预期支出，比任何其他调节政策更直接的影响到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分布。这一点需要引起相关决策层深切关注，并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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