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理解，低就业不仅是经济增长没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张，反而出现就业总体水平下降的问题，中国目前并未出现该问题。而且，简单地认为总产出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线性关系，也不合适。
不能简单运用奥肯定律
经济增长与就业有没有关系？众所周知，奥肯定律回答了该问题。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奥肯为了研究实际产出与失业之间的关系，按照美国经济长期观察得到的经验事实，假定美国的失业率为4%时经济处于潜在产出状态(即最大可能的产出水平)，更高的社会失业产生于实际产出与经济的潜在产出间的差距，奥肯在用美国宏观数据计量后发现，当失业率高于4%时，失业率每下降1%，产出就增加3%。后人将奥肯的结果进行逆向解释，认为当社会失业率高于4%时，如果产出增加3%，则失业率将下降1%。这个3比1的比率，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现在谈论就业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依据一般来源于该定律。
由奥肯定律推断，如果社会有较高的失业率，高增长带来的必然是不断放大的就业需求。但该简单的推理与中国现实不符，因为中国近几年经济高增长并未带来就业量的相应扩张。问题在哪里？
从经济运行的过程看，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过程由四个因素推动——工业资本积累速度、技术创新强度、劳动力使用的倾向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些因素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系统中会共同起作用。如中国这样的处于高经济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调整剧烈，原因是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二元经济正在消失，国内技术创新和从国外引进技术规模的不断加大，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变动频繁。结果是，剧烈的结构变动缩短了资本的使用期限，迫使企业不断提高资本装备水平而使制造业就业容量得不到扩大。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经济近几年的高增长没有相应地产生就业增长效应，相反，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在不断减弱，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也不高。
应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不能机械地把两者绑在一起，认为高增长、高就业扩张才是正常状态，其余情况都有问题。奥肯定律只适于美国，不一定能用于中国。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经验关系如何应有自己的值，跟国外比没有意义。
就业问题本质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简单的经济问题，当然就业总量扩张与经济好坏相关，但不能将二者划等号。中国目前在就业上出现的问题与总量扩张不足有关，但我认为更严重的是结构问题，如产业发展不均衡、教育与市场脱节、劳动者缺少职业技能等。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比奥肯定律说的要复杂。如，近几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为第二产业，其中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是主力，而这些企业吸收劳动力，增加就业岗位的能力有限；中小企业对GDP贡献相对较小，它们却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但它们的竞争环境等方面压力很大。
仍有可能实现协调增长
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期，有无可能将经济高增长转化为就业高增长，我认为应有可能，但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向未来看，中国过去那种靠高投入(其中就包括劳动力投入)维持高增长的机制正在改变，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应做好科学的测算和规划。按照设想的结构调整方案去推算经济增长率是否能维持，劳动就业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从而出台合理的结构调整方案和适当的鼓励政策。
如何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合理协调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谁也没有好招。不过有些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如20世纪70年代西欧也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德国和荷兰就尝试如何在调整结构中维持就业的政策。德荷两国在实施经济转型前，首先将需要结构调整的各种行业进行就业可能变动的测算，从而对某一行业的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进行评估。此后，在经济转型的推进过程中先调整那些对就业影响不大或有利于扩大就业的行业，等这些行业发展稳定并能维持一定的就业规模后再调整那些对就业影响比较大的行业。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二是结构转型的某些方面应该加快，如第三产业。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很多被政府垄断或占有，受到很大制约，发展不足。在西方国家，70%的就业集中在第三产业，而我国的比例则低很多。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应该逐步放开和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以创造就业机会。
三是为低端劳动力进行免费或低收费的技能培训，提高其劳动技能。同时，政府可提供更方便的就业信息服务，依市场需求调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向，优化社会人力资源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