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理思原是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系主任，在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都曾任教，从去年6月开始到NUS管院担任院长，对跨国团队中的文化冲突既有理论上的研究，亦有实践上的体验。
当CQ达到峰值
柯理思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CQ的重要性。假设有一个刚刚完成并购的跨国管理团队，要在一年的时间内实现某项全球战略任务，这时，如果主要管理层的决策者都是低CQ人士，那么这个团队想按计划完成任务本身就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当这支跨文化的管理团队中出现‘变色龙’后，其整体效率将比单一文化团队提高很多。”他补充说，“变色龙”是一种比喻，是指一种经常会被误认为“当地人”的人，研究表明，仅有5%的管理者是“变色龙”，他们的CQ达到了峰值，“这类人在带领整个团队穿行于全球商务地图时，可起到识途老马的作用。”
在中国培养“亚洲商界领袖”
谈完跨文化的理论研究心得，柯理思将兴趣转移到了他在跨文化管理上的实践———在中国培养“亚洲领导人”。柯理思说，这是NUS的“中国战略”。2006年7月，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战略委员会”。“我们管理学院将继续与‘中国战略委员会’、各地校友以及上海办事处的同仁合作，力拓中国市场，吸引更多中国商界精英加入NUS，为亚洲培养‘商界领导人’。”
他还透露，其目前正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进行S3项目合作洽谈，即联同韩国高丽大学，三家联合开展“亚洲MBA项目”合作：学员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上海，三分之一在新加坡，三分之一在首尔。“这是目前全球MBA教育的一大发展趋势，其他商学院也有类似形式，但NUS更想集中在亚洲地区。”
柯理思最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他对跨文化管理的认识：“在新加坡，所有事情需要完全按规则进行；在伦敦商学院，也要遵循规则，但不是完完全全的遵循，可以根据人与事情做一些变化；而在中国，我也进行过文化冲突的研究，中国的游戏规则是，许多事情都由人来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