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某名牌高校的一位博士生导师被其门下9名博士生认为“指导无方”而被“炒”掉。学生的不满主要是导师让他们长时间为自己的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学业的指导。一名博士生给学校写信，要求“改换门庭”，谁料一发不可收拾，博导门下另外8名博士生也要求更换导师。校方表示，学生要求换导师、转学校都是很正常的，学生提出的理由可能是多方面，他们有意见不一定就是因为导师不合格。学校尊重学生的意愿，已经在上学期将这9名博士生转到其他导师名下。（1月22日《文汇报》）
长期以来，导师将所带硕士、博士研究生当作私人财产和廉价劳动力，让学生把时光都花在为导师做实验、查资料、外出跑腿，乃至导师经商活动中赢利的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为数不少的导师更是在学生的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且还要署在学生名字之前，因此出现了成天到晚忙于应酬根本无暇做学问的导师一周内写出三四篇学术论文的天下奇谈。导师利用手中掌握的对于所带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通过权力，向那些稍有不满或不服从者进行暗示甚至威吓。不少在读的学生在与笔者谈及这些“深造”中的遭遇时，无一例外都是咬牙切齿但又无可奈何。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蔓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表面看，是因为那些缺乏起码做人品质与操守却被堂而皇之地晋升到具备带研究生资格的导师们，拿学生当作可以呼来唤去颐指气使的随从与雇佣，任意侵犯学生的权利；而在导师遴选制度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个人品行与经历的核查、鉴定以及事后的监督机制（例如上述事件出现后校方还解释说，学生对导师“有意见不一定就是因为导师不合格”———不务正业被学生炒掉的导师未必不合格，那么什么样的导师才算合格呢？），也使得这种严重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长盛不衰。而教育所承担的教书育人教化道德与风尚的功能，在此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
但是，社会上依然流行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以及高等教育还属于稀缺资源的现实，再加上高考扩招后学生人数激增，导致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数量比发生严重失衡。导师短缺，而需要具备研究生学历以应对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的学生们却是前赴后继。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过南京某高校为了增加教师人数而让学校伙食科长带博士、广东某高校提出“消灭讲师”（代之以教授）的口号等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实。萝卜快了不洗泥，作为稀缺资源的导师自然会为所欲为乃至横行霸道欺压学生。
笔者在北欧曾经就此采访过那里的学生。通常情况下，导师与学生的位置与国内相比恰恰倒过来：在那里是导师有求于学生，而不是学生对导师唯唯诺诺。大学中可以带研究生的老师很多，而招收的研究生数目却有限。通常情况下，要有两个博士生导师同时带一个博士研究生；而其他没有博士可带的导师就由于无事可做而在收入上大受影响，因而形成了学生方面的买方市场：学生选导师，而且稍有不如意，就可以向系里或学校申请更换导师（当然，这种情况也并不经常发生，那里的人际关系弹性比我们这里宽松得多）。
在我国高校中，现在常常是一个博士生导师同时带若干个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有的导师能在一年中同时招收5个以上的博士研究生，再加上10个以上的硕士研究生，形成前呼后拥拉帮结伙的壮观景象。有个被认为年富力强的博士生导师对笔者说，他常常根本就认不出他的学生，并因此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被学生当作趣闻广为流传。
用流水线方式大拨哄批量生产博士、硕士，在导师连面都不熟悉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可想而知。用这样大干快上状态下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去富国强民、参与国际竞争，结局大概不会好到哪儿去。同时，由于为人师表者欺世盗名寡廉鲜耻，带出的学生会如何效仿，并对社会和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在令人担忧。
在此，空泛谈论什么道德自律、言传身教于事无补，利益驱动面前也很难阻挡人性的弱点。如果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恐怕很难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