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而优则院士？
从“工程管理学院士”的现实，到设立“社会科学院士”的“愿景”，有人开始担心，和“学而优则仕”相对，另一条新的路径——“仕而优则学”会否出现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
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
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
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
在此次新院士名单宣布之后，中国工程院对内就提出要求，“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一种职称和职务，不宜处处以院士称呼。不举办当选庆祝活动，也不宜把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加到院士身上。不宜过早地给年轻院士压上行政职务，以使他们集中精力在专业领域取得新进展。”
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
两院院士人数逼近2000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对院士的定义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或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有关院士制度的沿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在论文中称，“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
1980年7月，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被搁置。直至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彼时，500余人规模的学部委员被“一刀切”地转为“院士”。对此，顾海兵说，“一刀切，成为院士制度的历史问题。”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工程院院士达到663名。在短短的十年间，工程院院士就达到了与中科院相当的规模。迄今为止，中国先后有1938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据顾海兵观察，与院士人数猛增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一路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现负增长态势。
工程管理学部：“高官俱乐部”？
2000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设立这个学部的议题历经两次工程院院士大会才以微弱的优势得以通过。82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并不讳言，“当时很多院士都质疑这个学部的院士全是高官和企业家”，但他对这个学部给予较高的评价，“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这个学部成为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2001年工程管理学部第一次增选院士，首次增选产生5位新院士，包括铁道部时任部长傅志寰；2003年增选时，工程管理学部产生54名有效候选人，其中汇集了34名高官和企业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等人均在其列；在2005年中国工程院公布的42名工程管理学部有效候选人的名单中，有29名官员和企业家。2007年，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等进入工程院管理学部12名候选人名单。
在顾海兵看来，“工程管理学部的成立毫无疑问为高官和企业家增加了一道通往工程院院士的大门。
社科院也要设“院士”？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被统称为“两院院士”，可是不久的将来，这个说法也许要改成“三院院士”——要求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士制度的意见正在不断“发酵”。
1998年两会期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呼吁“设立社会科学院士制！”从那之后，每年“两会”上均有社会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为此呼吁。
实际上，教育部就曾在2003年2月出台的一份文件中称，“鼓励高校从实际出发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并给予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院士相应的待遇”；其后的200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只是至今还没有设立“院士”称号。
对于社会科学院士制度的设立，不同的声音也不时发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李晓岭曾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撰文称，“但愿中国暂不设社会科学的院士”，其中一条理由就是“相当多的政界人物已经混入了教授的行列，甚至书记们还封给自己博士导师的头衔。中国的教授、博导已被搞得声名狼藉。作为学术上最高荣誉称号的院士制一设，不知又有多少政要们要混迹其中？”
顾海兵研究了从2003年到2007年共5年的全国文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导师，发现社科领域学者的“官位度”逐年上升，到2007年，这些博士生导师的平均行政职务在院长和准院长之间。
当年，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增选学部委员时，就有大批高级官员，如周扬、胡乔木、吴晗、胡绳、陈伯达等成为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
院士变“院仕”？
近年来，院士增选工作受关注程度之广、之深，已经明显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而且负面消息层出不穷。这种“激烈竞争”的背后，折射的是院士这个“荣誉性称号”的“含金量”。
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古继宝研究了学术身份对科研项目申请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科学院2001年到2005年的增选院士中，他们获得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和获得院士头衔之前相比，“平均每个院士增加0.41个项目”。院士的称号和获得基金项目的数量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顾海兵认为，“目前，许多大学的校长都由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的院士来担任，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大学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长级别。院士当校长，学校好像也相应地升了半级。”在顾海兵的研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官员度”平均官职略高于厅局级副职，而实际上，一旦成为了院士即享受“副部级”待遇。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说，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院士增选的标准是统一的，“只重表现，不论身份”，无论他在哪一级领导岗位，评审都严格按照程序，只要他在相关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达到了院士评选的标准，就可以当院士。
但顾海兵不这么认为。他毫不客气地说，“这无异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