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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贸易背景信用证案例的思考
一、无贸易背景信用证案情简介
1997年至1998年，广东一沿海城市某银行A分行为该市两家企业D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Y股份有限公司开出了无贸易背景信用证共150笔。其中：为D公司开出元贸易背景信用证47笔；为Y公司开出无贸易背景信用证103笔。据统计，开证金额共3.3亿美元，到1998年止，A分行为上述两家企业共垫款19笔，垫付款项超过4，500万美元。 D公司和Y公司原来是A分行的授信企业，A分行对这两家企业的授信额度每年分别在2，500万美元和1，500万美元以上。1997年以前A分行为这两家企业开立的信用证均可正常对外支付。但从1997年以后，由于这两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开始下滑，效益欠佳，经常出现巨额亏损情况，因而无法支付信用证项下的到期款项。为了应付信用证项下的到期款项，这两家企业与境外受益人相互串通，采用以新证套取资金冲销旧证款项的做法，具体操作是：银行开出信用证后，若企业无法偿还该笔到期信用证款项，则向银行申请一张新的远期信用证到境外进行融资，即由境外受益人向境外银行办理贴现，并将贴现所得款项偿还前一笔信用证项下的到期款项，议付行收到受益人偿还的贴现款后，即通知开证行解除前一笔信用证下的付款责任，如此循环操作，滚动式开证。事实上，境外受益人并没有真正向开证申请人提供任何货物。由于要支付融资利息，在滚动开证过程中，未付金额越滚越大。 直到1999年，该银行总行下达对无贸易背景信用证业务进行彻底清查的通知后，A分行才停止了对上述两家公司开立新的无贸易背景信用证，并对已承兑付款的开证未兑余额进行垫付，共垫款19笔，金额达4，500万美元。违规开证情况暴露后，A分行组织了外调小组，对有关企业进行调查并落实资产保全手续，但由于融资金额大，资金的去向难以追踪核实。据了解，企业利用信用证融资后，所得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房地产、生产设备、炒股票、期货、用于投资建厂等用途。由于短期资金长期占用，企业对信用证的偿付能力得不到保证，给银行带来巨额的垫款风险。
二、无贸易背景信用证案件特点及分析
1、不存在真实的贸易背景滚动式开证。即新开立的远期信用证均以冲销旧证为目的，以新证套来的资金偿还旧证，借新还旧，结束旧证业务。所以只要能开出新证，得到融通资金就能偿还到期信用证，如此循还反复，故隐蔽性强，不易暴露。在滚动开证的中间环节中，企业无需对外付款，因而不需要办理进口付汇核销，而开证行也无需为企业垫付资金，不占用信贷规模，暂时掩盖了巨大的支付风险，但最终仍需由境内企业对外付款或由银行垫款。从外债管理及资金的用途看，其实质上是利用远期信用证方式来变相举借外债，是一种违反外债管理的行为。
2、钻外汇管理上的空子，逃避监管。据了解，A分行开出的信用证金额多在300万美元以下，期限多在90天以内，无需凭外汇局进口付汇备案表开证，因而逃避了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3、利用了A银行在对外开证管理上的漏洞。申请开证的两家企业均为该行的授信企业，开出的信用证全部为信贷部全额授信担保，无需缴纳保证金，使银行承担了很大的资金风险。 另外，开证所凭的进口合同、承兑所凭的发票、装箱单、提单或货物收据等均为伪造，但由于境外受益人和议付行相对比较集中，且是老关系，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利益关连，所以往往一时难以觉察或听之任之，以致风险越积越大。 以上违规案件的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外汇业务从业人员法制观念、风险意识淡薄。据了解，A分行国际业务部违规开证几年，金额巨大，一直未被发现，同时违规开证，还涉及到国际结算、外汇信贷、会计等部门，这些部门的经办人员对领导盲目服从，这从中反映出A分行的外汇从业人员缺乏应有的守法经营意识，风险意识不强。
2、有关信用证监管的法规不完善。信用证项下对外付款由于需要办理进口付汇核销，对信用证项下贸易进口的真实性可以较有效地监督控制，但对信用证到期后不通过银行对外付款，不需办理核销的信用证则难以进行有效监管。
3、A分行管理制度欠完善，缺乏相互制约、监管的机制，对远期信用证没有有效地进行监管。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国际业务部经理权力过于集中，缺管相互监督机制。A分行的外汇信贷科、国际结算科都属国际业务部。企业授信额度的取得以及信用证的开出，在300万美元的额度内，只要由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批准即可。此外，外汇业务主管人员的岗位较固定，据了解，A分行的国际结算业务部的总经理在国际部工作了近十年，使其违规行为难以被及早发现。 对单一客户没有核定外汇授信额度的最高限额。据反映，这几年来，外汇信贷部门的任务主要是催收逾期贷款，很少发放新的外汇贷款，对单个企业核定外汇信贷规模，对企业的授信开证额也没有实行规模控制。因为没有量化的指标进行总量的控制，所以导致A分行信用证项下未付款项巨大，远远超过了银行的承受力。
三、无贸易背景信用证案件的影晌及教训
首先，由于企业经营不善，偿债能力不足，无法对外支付，而且由于开证的担保手续不完善，给银行造成巨大的垫款风险。本案中，该分行为此垫付了4，500万美元的款项，直接引发了自身的外债风险，造成经营上的困难。
其次，利用开立无贸易背景信用证融资，套来的资金用在房地产、投资办厂、炒股票、期货等投资热点，风险极高。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利用远期信用证变相对外举债的行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商业银行对外开立1年期以上的远期信用证属资本项目；1年以下，3个月以上的远期信用证余额纳入外债统计之内，但不占用外汇短期贷款指标。"本案中，A分行绕过人行的规定，为企业开立90天以内的远期信用证，进行短期资金融资，利用银行信用使企业的境外融资得以展期，如此反复循环，短期融资，长期占用，达到短债长用的目的。这种行为违背了我国利用外资政策，也不利于我国的外汇管理。 此外，开立无贸易背景信用证，也为不法份子逃套汇、骗汇套利等违法行为提供了便利，严重地扰乱了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上述案件的发生，教训是深刻的。这几年来，国内其它银行也时有发生类似的违规案件，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银行系统在内控机制建设上仍存在着薄弱点，加强对远期信用证的风险管理十分迫切。 首先，银行应切实有效地加强远期信用证的风险管理，强化对远期信用证的规范管理。
笔者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控制远期信用证的开证规模。应根据各级银行的资产负债率、资金实力及信用等级，设立其开立远期信用证的总规模及权限，即单笔信用证的最高金额和开证最长期限。因为根据国际贸易惯例，正常的国际贸易结算通常在60天内完成，如果超过90天、180天，且金额较大，很多有借贸易名义进行融资的倾向。所以，各级银行应严格控制远期信用证的开立，并建立相应的分级审批制度，避免元贸易背景的融资。 严格内部管理，统一授信制度。各总行应建立和完善系统内部管理和制度，尤其是授信制度。规定各级分行的风险余额，要求各分支机构如实及时上报远期信用证业务的统计报表，以便加强内部监管。同时各开证行必须严格审查开证申请人近期业务的经营状况、资信情况、资产质量、负债状况、偿付能力等，并参照信贷管理审查程序及制度给每一客户核实一个开证的最高授信额度。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例分析
国际信用证诈骗已经是国际贸易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遭遇诈骗的案例时有发生，我国也不例外。虽然银行根据UCP500的规定，只要完成对单据的形式审查，就不须为欺诈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如果银行对UCP500缺乏清醒的认识，且未对法院的错误禁令给予及时的抗辩，就会遭受难于补救的损失。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情简介：
在A市的中国某进出口X公司与澳大利亚某贸易公司Y签订了一个贸易合同，由Y公司向X公司出口一批国内紧俏的物资，货物拟于1999年7月15日运至A市。X公司向Z银行申请开出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未指定具体的议付行。后来，货运期将至，X公司怀疑Y公司有诈，要求银行拒绝同意向议付行议付。Y公司找了个担保公司，该担保公司承诺，货已经装船并发往目的港。事后，申请人通知开证行授权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是U国际银行，该银行接到授权后，即按UCP500的要求于次日向受益人Y公司放款。后来，买方X公司一直未收到来自Y公司的货物，于是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A地法院申请保全令，要求法院冻结Z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但事实上，此时开证行已经同意议付行议付，并且议付行已经将有关款项发放给受益人）。A地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Y公司的欺诈行为成立，Y公司应按其与X公司的协议履行其义务；撤销Z银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后来，U国际银行不服判决而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决，于是该银行试图在其所在地的外国法院起诉我国Z银行。Z银行接到U银行的主张后，才意识到有可能在外国的未来诉讼中被裁决败诉，并可能导致当地分支机构的财产被强制执行。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但结果是诈骗的苦果并未归属于卖方而转移到开证行身上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我国法院的"禁令"——撤销开证人对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 从《跟单信用证国际惯例》（UCP500）的规定来看，银行（包括开证行和议付行）的义务是形式上的审核单据，而不是实质的审查是否有欺诈存在。 根据《跟单信用证国际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第三条）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第四条） 从开证行与议付行的偿付关系来看，该案中的议付行只要得到了开证行的对价和同意议付通知，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索偿。《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十九条指出：开证行如欲通过另一银行（偿付行）对付款行、承兑行或议付行（均称"索偿行"）履行偿付时，开证行应及时给偿付行发出对此类索偿予以偿付的适当指示或授权；开证行不应要求索偿行向偿付行提供证实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证明；如索偿行未能从偿付行得到偿付，开证行就不能解除自身的偿付责任。 从上述规定来看，开证行和议付行都有付款的义务。实际上，开证行同意了议付，而且议付行的审核单据行为，也被法院肯定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那么法院为何裁决撤销开证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Z银行为何未及时提出异议？这种类似的错误判决在我国法院已经发生数件，其根源在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国法律法规对信用证法律关系未做明确的规定，使得法院在解决这类问题时缺乏明确国内法依据，以致法院的态度不确定。事实上，一些国家不仅明确接受了UCP500为法律，而且有的还直接把其中的许多规定引入到信用证有关的法律中去。我国不仅在基本的法律中未涉及跟单信用证问题，而且司法解释也未对有关的问题作明确规定。这种状况使得国内法院对信用证有关法律问题的解决态度不确定，并时有错误发生。
第二，银行对国际惯例的意义及银行的信誉重视不够。本案中的Z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就未意识到法院裁决撤销开证行义务对自己的危害性，甚至误认为只要法院撤销了信用证，自己也就不需付款了，也没必要去向申请人进行艰苦的索偿。否则，该行就会对法院的措施提出抗辩，但银行并没及时地这样做。 众所周知，《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是各国银行、国际贸易当事人普遍遵循的国际惯例，而且该惯例的权威性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立法、司法及仲裁判例所肯定。无论是开证行还是承兑行、议付行，只要有关信用证选择了该惯例，银行都把对惯例的遵循视为银行守信的重要标志。但是我国银行业往往为了维护国内当事人的利益，而不顾国际惯例对银行的约束，甚至主动地向法院申请禁令。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对抗，一些外国银行不愿意保兑中国银行的信用证。长此以往，这不仅对中国银行业是重大的损失，也将对中国的外贸造成重大的冲击。与此相反，一些国际声誉好的银行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坚持抵制来自法院的禁令。
第三，我国法院对国际惯例的尊重不够。尽管我国《民法通则》肯定了国际惯例的地位，但是法院在实践中不尊重国际惯例情形偶有发生。这种不尊重根源于如下原因：
1）一些国际惯例的专业性较强，法官对惯例的精神和实质把握不好，容易发生适用方面的技术性错误，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得不到公平合理的分配。
2）法院为了片面保护个别当事人的利益，不惜以牺牲国际惯例的适用为代价，如有的法院就通过所谓的公共秩序保留来排除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之适用。这表明法院把眼光局限于个案中个别当事人的公平和正义，忽视了全局的利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本案中的法院裁决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源于法院对UCP500的精神理解不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片面地维护当地的X公司的利益，其结果是第三人——议付行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国内Z银行的权益和信誉也成为牺牲品。同样，法院的国际声誉也受到不良影响。从各国法院的类似实践来看，法院应对发布禁令持极为慎重的态度，应考虑有利于信用证业务的正常进行和票据的合法流通性，尽量使银行不卷入商业争端，还应考虑是否有无辜的第三者的利益因此受到损害。 如果本案中银行能清醒地认识到遵守UCP500的重要性，则应及时地对法院的裁决采取有效的抗辩，这也就不至于将诈骗的"苦果"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了。当然，信用证诈骗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贸易当事人提高觉悟和交易水平。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在遇到信用证诈骗案时，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其一，银行应对跟单信用证中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准确的理解。如果银行严格履行了惯例所要求的审单义务，则银行应坚持按照惯例规定及时地放款或索偿。
其二，银行应树立"信誉至上"的理念，不能为了个别客户的权益而使自己的"信誉"受到伤害，甚至将诈骗的"苦果"转移到自己身上来。本案中Z银行可能是出于考虑自己客户的利益，或者为避免向申请人进一步索偿，而无视法院的裁决对自己的"不利".其三，银行面对国内法院的错误强制措施应及时地采取相应对策。倘若国内法院在国际惯例问题上存在错误认识，而银行不及时地采取措施，将会导致自己陷入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