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90年代，我正在天津一家叫做“天磁”的保健品企业工作，而稻盛的公司叫京瓷，和我们一样都是搞陶瓷技术的，可以算是“同行”，为什么人家能做得如此出色？这让我愈发关注起他的思想和理念。4年后，我在天津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稻盛经营哲学思想的组织，也就在那段时间，我拜他为师。
与稻盛交往，没有任何距离感。你不会感觉到他是世界500强的企业领袖，是很出名的大企业家。他更像一位有人格魅力和亲和力的长者，他的身上总散发着善良与温和的气息。对于我们这些刚出道的企业家尤其亲近和爱护，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做企业的真谛。在他身上，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以人为本”。
这绝对不是一种口号，稻盛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这样的大道理融入自己的事业和行动当中，并以此影响和激励更多的人。他做过的一些很小的事情，一直让我深深感动。
在中国，他有2万多人的企业，每当企业有大型聚会活动的时候，他都会给大家敬酒。要知道，他曾经患过胃癌，做过切除手术，不能喝酒，而且他现在已经76岁了，但每次他还是一口一口地喝，然后和每个人握手问候，认真答复别人提出的问题，合影留念。我和他认识十多年时间了，他从来都是这样的风格。
如果你去了解他，你就会明白，其实他做很多事情完完全全是义务、是责任。作为企业家，他有很多钱，但他把自己的财产捐给了日本的教育事业，他还成立了稻盛财团，创设了“京都奖”（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国际奖），每年在全球奖励在尖端技术、基础科学、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稻盛曾说，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中国企业家们的整体素质将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先生将企业家的使命提上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对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来说的确是一个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在能力和学习上，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并不比德国、美国、日本企业家差，但为什么我们与他们还是有差距呢？其实，差别就在于企业家的价值观，我们在追求如何更快地制造利润，而他们则更讲求对社会的回报；我们在追求实现企业家个人价值，而他们则更注重为员工创造幸福。
“敬天爱人”，稻盛用一个最简朴的道理和他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标杆形象。从单纯追求个人成功、企业利润，到现在能够踏踏实实做事情，担负起企业家的责任。我想，这就是他对我这样的企业领导人影响最大的地方。（整理|本刊记者 严睿）
魏雪 生活一下子不可思议地变好
口述|普乐普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魏雪
我还在日本念大学的时候，教授规定我们必看一本书，书名从日文翻译过来叫《夜与雾》，作者是一个犹太人。那是这个犹太人从纳粹集中营中生还的回忆录，讲了他如何被送进集中营，看到里面的人们如何被残害，如何被送到很多地方做苦力，后来又如何生还的整个过程与心路。我震撼于书中描述的纳粹的残忍，人性的残酷，原来生命可以如此脆弱，但生命又可以如此坚强。我至今依然记得，书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离开集中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意再去向别人诉说这段历史，因为，与我有过共同经历的人，我不用去讲述，他也完全能够理解这段痛苦的历史；而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无论我如何真切地去描述，他都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与体会到那种痛苦。”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或许曾经经历过的人们都曾无数次地去批判与回忆那段往事，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心里想说与那本书的作者同样的话。
我便出生在“文革”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充斥着我儿时的记忆，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人在逆境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两种性格，一种是乐观、豁达，另一种则是消极、仇恨。我不得不提到我的父母，是他们，在那个梦魇般的年代，竭尽所能的让我远离黑暗的阴影，保护我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没有走向极端而形成扭曲的人生观。虽然在物质上不能满足我，没有钱买玩具，甚至连保证我的营养都做不到，他们却依然努力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受到爱，感觉到温暖，感受到生活里美好的一面、阳光的一面。
我的母亲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医药世家——白家老号的第十六代传人，我的父亲也来自当时很有名气的金融家族。“文革”时，这样的出身自然属于要被打倒的。抄家不知道抄了多少次，到最后，我们的房子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以外，什么都没有，真正的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可即使在这样窘迫的环境里，妈妈也会把房子收拾得很整洁。后来条件好了一点儿，我们家有了两间小房子，可以生一个火炉子，妈妈就把炉子擦得干干净净，在上面烤白薯，屋子里四处飘着白薯甜甜的香味。她还经常抱着我唱俄文歌，偶尔爸爸也会给我念诗。虽然似懂非懂，却让我感觉到，那个小小的屋子里也有阳光射进来。
小时候，爸爸总是跟我说，虽然你不是儿子，但是我得把你当儿子养，你也得把自己当成男孩子，要坚强，不要女里女气的，不要有女孩子的坏毛病。他经常给我讲花木兰的故事，教育我要像男孩子一样去思考。
很多人可能都无法想象，小时候的我顶着一头黄黄的短发，如男孩子一般弹球，拍三角，游泳，踢足球……爱挑衅，爱打架。也许那时候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总觉得要自立，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打我一拳，我一定还你一脚，绝不允许别人欺侮自己。有时候跟人打架把人家打伤了，回去父亲就会打我，可无论多疼我也忍着不哭。父亲问我，知道错了吗？我说，我没有错。我认准的事情，即使明知道做了以后回去父亲会骂我打我，可我还是会去做，回去也不会说谎，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就这样，直到“文革”结束，终于平反，家里退回了很多古董和现金，生活一下子又不可思议地变好了。在不用为了生计奔波之后，父母终于有时间好好管教我了，觉得我像小树一样需要重新修剪。
妈妈还是认为我应该像她一样做个大家闺秀，而不是一个爱挑衅的野孩子，不让我玩那些不斯文的东西，在少年宫给我报了班，要念诗词，念英文……甚至把我关在屋子里，让我画工笔国画什么的。经过几年的时间，居然真的就把我骨子里女性化的东西给磨练出来了。
但我儿时习得的比较男性化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那些东西依然延续下来，形成了难以改变的价值观。（整理|本刊记者孙雅男）
陈泉涌 理想者的现代生存
口述|《科技日报》总编辑陈泉涌
近30年来我没干过别的，只做了新闻这一行，而且只待过两个地方：《中国青年报》和《科技日报》。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了22年，受《中青报》文化的浸染很深。《中青报》一向有“热血青年”的传统，当年提出的口号是办一张“旗帜报、思想报、知识报、战斗报”，所以，我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很浓。
我在《中青报》做过8年总编室主任、8年副总编，这两个都不是什么美差。总编室主任就是值夜班的，副总编也是干实在活的。在我之前，这两个职位都没人做过8年。事实上，我从1984年就开始值夜班，直到2001年离开《中青报》，加上在《科技日报》的这几年，大约当了20多年的“夜游神”。
我出身农村，上学时就想做一个“新闻人”。上世纪70年代，我在廊坊团地委工作，喜欢看报纸，没事时自己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就给《中国青年报》投了几次稿，正好是他们需要稿件的时候，编辑对我的稿子比较感兴趣，顺藤摸瓜找到我。我是在炕头上接到机关电话的，他们说有《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来找我。我骑着自行车过去，和《中国青年报》的主任及人事部的一位同志畅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问我是否希望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我说我做梦都想去。
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这样东西就值得我花一辈子时间去把它做出个响儿。至于钱、房子、名誉、地位之类的，不是一点儿不想，但我想得更多地是要靠自己的敬业去赢得，事实上也是这样，所以也不觉得实实在在有什么亏吃。
现代社会中，人们有太多的选择，太多的机会，往往挑花了眼，心浮气躁，反而不能专心做手头的事情。总觉得还有更好的机会等在前面，自己还能得到更多。越是这样想，最后越是什么也得不到，或者得到了却发现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的。
2001年，我到《科技日报》当总编，又有人跟我说，你应该端出点总编的架子来。我端不起来，我从来不知道怎么端这个架子。也有人说，当总编了，就别看稿子了。我觉得总编固然要筹划长远，看得更高，但绝不能离开稿件，不然就找不着感觉了。
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失落或是遗憾。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报人，一个合格的报人。我把自己的职业当作终生的事业来做。
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现代社会中，一猛子扎下二三十年，可能显得有点儿让人不理解。但无论如何，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传统的人在现代社会里也能生存得很好。
（整理|本刊记者 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