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有多少信服力
来源：网络发布时间：2008-03-10
作为深圳发展银行的外资大股东，新桥在这个夏天成为一条爆炸性消息的主角：深发展首轮股改投票未通过之后，新桥宣称将坚持原方案。
很快，新桥资本的声音和机构投资者的声音纷纷见诸报端，一场争论由深发展股改对价是否顾及流通股东利益，渐渐蔓延到公司基本面的前景。说到底，这关乎新桥资本推动的深发展变革，有多少信服力。
2004年以来，作为全国首家向外资出让控制权的国有银行，发生在深发展的变化可谓超越一个时代，而这条独辟蹊径的改革之路，到底给深发展带来了什么？
洋行长的中国难题
2005年韦杰夫时代在深发展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已为外界所熟悉。然而，15亿贷款的问题、前董事长周林被捕的事件，乃至深发展自身的业绩压力，竟让改革的发动者率先下课。2006年2月，在韦杰夫去职后，董事长弗兰克·纽曼填补了他留下的空位。从全力引进职业经理人到重新回到董事长兼任CEO的老路，深发展似乎陷入再调整状态。
《英才》记者接触的深发展一位高层人士透露说，这只是暂时的，未来很可能还会有专门的人来担任行长，深发展还是会坚持执行官制度的。
推动深发展成为一家国际化的银行，是新桥资本的合伙人、新桥入主深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单伟建从不讳言的梦想。引入一些富有海外银行运作经验的经理人，是新桥针对深发展开出的药方。
不能否认深发展求新图变之心，它走在了国有银行转型改制的前列。总部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人力资源官都已经到位。据内部消息，目前的首席财务官王博民来自台湾，曾经在台湾花旗做过高层，也有财务总监方面的职业背景。
这些经理人的引入，据称与新桥的穿针引线不无关系。新桥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但是变化中的冲突与尴尬同样引人注目。
韦杰夫离开后，接替他的纽曼进入外界的视野。
在一次私下接触中，深发展内部人士对《英才》记者谈到，纽曼是个风趣的美国老头儿，曾在美洲银行有过力挽狂澜的辉煌历史，到深发展工作后其职业精神令人佩服，下属在很晚的时候还会收到他的工作邮件。
比起前一任董事长蓝德彰，纽曼对深发展的管理而言，更大的好处在于他可以坐班，或者说，他属于专职的董事长，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深发展的改造当中。
但是，比起蓝德彰和韦杰夫在中国银行界的经验，纽曼对中国银行的了解几乎完全是从深发展开始的。在工作中，纽曼和深发展的高层管理者都面临着挑战，最大的困难之一是纽曼基本不懂中文。
据《英才》记者了解，总部高层开会需要给纽曼配备翻译，而公司内部上报给董事长的文件，也必须要先翻译成纽曼看得懂的文字。
连公司内部也不得不承认，语言不通多少会影响沟通和管理的效率。带着美式幽默的纽曼同公司中下级员工的交流也很难实现，一位普通职员最近一次面对面看到他，是在春节前夕，纽曼把红包递到每位职员手上，用生硬的汉语说一句“恭喜发财”。
“语言问题仅仅是管理文化冲突的一个缩影而已。”一位管理专家如是说。
在中国，信贷文化与人脉、与政府关系常常牵绊不清，而且很多有成长机会和贷款需求的企业财务运作并不规范。对深发展的新任管理者们来说，一面要追求业绩增长，一面要着力控制信贷风险，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两个方面的平衡，困难恐怕比纽曼学中文要大得多。
“我们过去的业绩一直不够理想，生长着各种弊端。既然以前的管理方式已经反映出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变革，试试海外银行50年甚至100年来走过的路。”深发展一高层人员面对上述疑问，情绪激动地说。
新桥资本的单伟建也公开表示过，希望深发展能够走向国际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除了深发展内部管理上的积习带来的阻力之外，新桥正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大的难题，那就是如何股改。
投资者投反对票的股改
股权分置改革的浪潮，出乎新桥资本的意料。敏感问题随之而来：在深发展这样一个股权分散的公司，如何成功完成股改又不丧失控股权，挑战着新桥资本的智慧。
种种猜测过后，新桥给出的答案超出很多人的想像。
据上海远东证券经纪业务部毛先生透露，他所经手的客户对深发展股改方案的投票多为反对票，也包括弃权票。
“新桥不能靠一张空头支票让大家支持。”毛先生指出，从方案本身来看，新桥在深发展股权分散的情况下提出股改方案有其难处，可以理解，但是深发展的业绩一直不好，新桥对公司未来的承诺，无论是在业绩上还是在股价上都让人难以充分信任。
当《英才》记者把这个意见传递给深发展的内部人士时，他的反应和单伟建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态度出奇地一致。“如果深发展股改方案投票失败，股价下跌，所有人都会受损。”
深发展方面希望流通股东以大局为重的姿态，被机构投资者认为是态度强硬，让人难以接受，而且不尊重中国股改的现实。
即使是在8月中旬，第二次股改方案出台前，深发展发布了净利润同比上涨170%多的消息，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
“机构对利好持欢迎态度，但是业绩短期改变不能说明深发展从此前途明朗，而且在股改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仅仅用某一段期间上的会计数字来说话是不够的。”太平洋证券研发部郭经理在接受《英才》记者电话采访时谈到。
机构投资者与新桥资本相互指责、抨击，误解和摩擦在扩大化。
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新桥资本如何理解和顺利度过中国特有的股改，成为其在深发展成败的一次考验。
新桥变革过于激进？
新桥资本能够在两年前获得深圳市的青睐，从诸多竞价对手中赢得深发展的控股权，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在韩国第一银行的成功经验，以及不存在同业竞争的顾虑的身份。
能够同深发展共赢，被视为新桥资本的核心竞争力。
单伟建曾对媒体直言不讳：“外资也不是敌人，引进外资是要把中国的银行搞好。实践证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没有偏见的人就有目共睹。而那些吃中国的银行、喝中国的银行、侵吞中国的银行资产的人有什么资格以民族英雄自居？”
那么，到底谁在榨取中国的银行的利益？谁才能改掉中国银行陈旧的体制？
发起深发展改革的深圳市政府作出了他们的选择。国有股的代理人希望海外资本成为源头活水，带动深发展的改造。
而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一度和深圳市政府交恶的新桥资本，却给了政府不少尴尬。
在股权转让没有最终获批前，政府就将深发展控制权交给新桥，或许误解从那时已经开始。被不少人忽略的一点是，深发展对于任何一个海外PE而言，都只是他们诸多投资项目当中的一个。
“海外PE投资国企，不是来当救世主的，他们也要赚钱，日后要退出。”一位并购专家指出。
当新桥带着国际惯例、带着为私募基金投资者服务的使命拿下深发展，所有人都在关注，新桥有多少耐心和能力证明政府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深发展一位员工在电话中向《英才》记者坦承，深发展自新桥进来后最大的变化是，他真正看到了公司治理的机制。
但意外的是，政府当初选择新桥，最看重其在韩国第一银行的经验，并没有在深发展内部把它作为一个经典案例发起自上而下的全面学习，理由是“深发展的情况差别很大”，“这些海外的经验在深发展如何运用，已经装在纽曼这位老银行家的头脑中了”。
问题不在于深发展是否应当组织学习新桥的杰作，而是新桥入主深发展的王牌——对东亚地区银行的改革经验，其实也需要在中国经历一番创造性复制。
而新桥的改革恰恰从本土派最信不过之处——企业文化开刀，争议和疑虑自然会产生。
在海外基金参与国企改制这一巨大历史机遇的进程中，深发展何去何从，变成一个符号。
“对PE的运作模式要有预期，不要过于神化。而且海外PE涉足所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治理层面的改造，会有时间表方面的压力，这是否会因此导致企业变革过于激进，忽视中国外部环境的制约，也值得反思。”专家说。
很快，新桥资本的声音和机构投资者的声音纷纷见诸报端，一场争论由深发展股改对价是否顾及流通股东利益，渐渐蔓延到公司基本面的前景。说到底，这关乎新桥资本推动的深发展变革，有多少信服力。
2004年以来，作为全国首家向外资出让控制权的国有银行，发生在深发展的变化可谓超越一个时代，而这条独辟蹊径的改革之路，到底给深发展带来了什么？
洋行长的中国难题
2005年韦杰夫时代在深发展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已为外界所熟悉。然而，15亿贷款的问题、前董事长周林被捕的事件，乃至深发展自身的业绩压力，竟让改革的发动者率先下课。2006年2月，在韦杰夫去职后，董事长弗兰克·纽曼填补了他留下的空位。从全力引进职业经理人到重新回到董事长兼任CEO的老路，深发展似乎陷入再调整状态。
《英才》记者接触的深发展一位高层人士透露说，这只是暂时的，未来很可能还会有专门的人来担任行长，深发展还是会坚持执行官制度的。
推动深发展成为一家国际化的银行，是新桥资本的合伙人、新桥入主深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单伟建从不讳言的梦想。引入一些富有海外银行运作经验的经理人，是新桥针对深发展开出的药方。
不能否认深发展求新图变之心，它走在了国有银行转型改制的前列。总部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人力资源官都已经到位。据内部消息，目前的首席财务官王博民来自台湾，曾经在台湾花旗做过高层，也有财务总监方面的职业背景。
这些经理人的引入，据称与新桥的穿针引线不无关系。新桥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但是变化中的冲突与尴尬同样引人注目。
韦杰夫离开后，接替他的纽曼进入外界的视野。
在一次私下接触中，深发展内部人士对《英才》记者谈到，纽曼是个风趣的美国老头儿，曾在美洲银行有过力挽狂澜的辉煌历史，到深发展工作后其职业精神令人佩服，下属在很晚的时候还会收到他的工作邮件。
比起前一任董事长蓝德彰，纽曼对深发展的管理而言，更大的好处在于他可以坐班，或者说，他属于专职的董事长，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深发展的改造当中。
但是，比起蓝德彰和韦杰夫在中国银行界的经验，纽曼对中国银行的了解几乎完全是从深发展开始的。在工作中，纽曼和深发展的高层管理者都面临着挑战，最大的困难之一是纽曼基本不懂中文。
据《英才》记者了解，总部高层开会需要给纽曼配备翻译，而公司内部上报给董事长的文件，也必须要先翻译成纽曼看得懂的文字。
连公司内部也不得不承认，语言不通多少会影响沟通和管理的效率。带着美式幽默的纽曼同公司中下级员工的交流也很难实现，一位普通职员最近一次面对面看到他，是在春节前夕，纽曼把红包递到每位职员手上，用生硬的汉语说一句“恭喜发财”。
“语言问题仅仅是管理文化冲突的一个缩影而已。”一位管理专家如是说。
在中国，信贷文化与人脉、与政府关系常常牵绊不清，而且很多有成长机会和贷款需求的企业财务运作并不规范。对深发展的新任管理者们来说，一面要追求业绩增长，一面要着力控制信贷风险，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两个方面的平衡，困难恐怕比纽曼学中文要大得多。
“我们过去的业绩一直不够理想，生长着各种弊端。既然以前的管理方式已经反映出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变革，试试海外银行50年甚至100年来走过的路。”深发展一高层人员面对上述疑问，情绪激动地说。
新桥资本的单伟建也公开表示过，希望深发展能够走向国际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除了深发展内部管理上的积习带来的阻力之外，新桥正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大的难题，那就是如何股改。
投资者投反对票的股改
股权分置改革的浪潮，出乎新桥资本的意料。敏感问题随之而来：在深发展这样一个股权分散的公司，如何成功完成股改又不丧失控股权，挑战着新桥资本的智慧。
种种猜测过后，新桥给出的答案超出很多人的想像。
据上海远东证券经纪业务部毛先生透露，他所经手的客户对深发展股改方案的投票多为反对票，也包括弃权票。
“新桥不能靠一张空头支票让大家支持。”毛先生指出，从方案本身来看，新桥在深发展股权分散的情况下提出股改方案有其难处，可以理解，但是深发展的业绩一直不好，新桥对公司未来的承诺，无论是在业绩上还是在股价上都让人难以充分信任。
当《英才》记者把这个意见传递给深发展的内部人士时，他的反应和单伟建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态度出奇地一致。“如果深发展股改方案投票失败，股价下跌，所有人都会受损。”
深发展方面希望流通股东以大局为重的姿态，被机构投资者认为是态度强硬，让人难以接受，而且不尊重中国股改的现实。
即使是在8月中旬，第二次股改方案出台前，深发展发布了净利润同比上涨170%多的消息，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
“机构对利好持欢迎态度，但是业绩短期改变不能说明深发展从此前途明朗，而且在股改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仅仅用某一段期间上的会计数字来说话是不够的。”太平洋证券研发部郭经理在接受《英才》记者电话采访时谈到。
机构投资者与新桥资本相互指责、抨击，误解和摩擦在扩大化。
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新桥资本如何理解和顺利度过中国特有的股改，成为其在深发展成败的一次考验。
新桥变革过于激进？
新桥资本能够在两年前获得深圳市的青睐，从诸多竞价对手中赢得深发展的控股权，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在韩国第一银行的成功经验，以及不存在同业竞争的顾虑的身份。
能够同深发展共赢，被视为新桥资本的核心竞争力。
单伟建曾对媒体直言不讳：“外资也不是敌人，引进外资是要把中国的银行搞好。实践证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没有偏见的人就有目共睹。而那些吃中国的银行、喝中国的银行、侵吞中国的银行资产的人有什么资格以民族英雄自居？”
那么，到底谁在榨取中国的银行的利益？谁才能改掉中国银行陈旧的体制？
发起深发展改革的深圳市政府作出了他们的选择。国有股的代理人希望海外资本成为源头活水，带动深发展的改造。
而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一度和深圳市政府交恶的新桥资本，却给了政府不少尴尬。
在股权转让没有最终获批前，政府就将深发展控制权交给新桥，或许误解从那时已经开始。被不少人忽略的一点是，深发展对于任何一个海外PE而言，都只是他们诸多投资项目当中的一个。
“海外PE投资国企，不是来当救世主的，他们也要赚钱，日后要退出。”一位并购专家指出。
当新桥带着国际惯例、带着为私募基金投资者服务的使命拿下深发展，所有人都在关注，新桥有多少耐心和能力证明政府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深发展一位员工在电话中向《英才》记者坦承，深发展自新桥进来后最大的变化是，他真正看到了公司治理的机制。
但意外的是，政府当初选择新桥，最看重其在韩国第一银行的经验，并没有在深发展内部把它作为一个经典案例发起自上而下的全面学习，理由是“深发展的情况差别很大”，“这些海外的经验在深发展如何运用，已经装在纽曼这位老银行家的头脑中了”。
问题不在于深发展是否应当组织学习新桥的杰作，而是新桥入主深发展的王牌——对东亚地区银行的改革经验，其实也需要在中国经历一番创造性复制。
而新桥的改革恰恰从本土派最信不过之处——企业文化开刀，争议和疑虑自然会产生。
在海外基金参与国企改制这一巨大历史机遇的进程中，深发展何去何从，变成一个符号。
“对PE的运作模式要有预期，不要过于神化。而且海外PE涉足所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治理层面的改造，会有时间表方面的压力，这是否会因此导致企业变革过于激进，忽视中国外部环境的制约，也值得反思。”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