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新央行专家的经济学人生
来源：网络发布时间：2008-03-10
北方边陲的小山村，10月已经是冬天了，一群来自北京的少年坐在敞篷卡车里，迎着冷硬的风，经过一整天的颠簸终于抵达目的地。漆黑的夜晚，疲惫的他们只想尽快入眠，而所谓的住处是临时搭起的帐篷。
16岁的樊纲并不知道自己会从这群少年中脱颖而出，并在近40年后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在荣誉和责任面前，樊纲不愿多谈，他向《英才》记者讲起自己的研究和人生感悟。
看不到前方是什么
“后来证明所有读过的书都是有用的。”
在北京长大的樊纲，小学毕业后，因为父亲成了“右派”，他跟着成了“黑五类”子弟。“文革”中，他没有别的出路，惟一的选择是下乡当知青。
“当时有两个分配渠道，要么是去内蒙古，要么是去黑龙江。家里只可以留一个孩子。”樊纲说，“那一届13万北京毕业生有11万去了黑龙江。”作为长子的他踏上了北京开往黑龙江黑河的火车。
樊纲所在的生产连队是一个新建的知青点，除了帐篷一无所有。刚到的第二天，当樊纲和其他同来的男生看清眼前的一切后，跑到山头抱头痛哭。
随后的日子，新知青们自己动手用土坯建起了房子，尽管又潮又冷，总算不用住帐篷了。
“这是精神上的挑战。没有人知道能不能回城，你脚下的路漆黑一片，看不到前方是什么。”樊纲回忆起这段经历，不禁感叹。
在知青点，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混日子，而是在劳动之余勤奋读书。
没有电的那些夜晚，读书只能靠煤油灯照明，第二天醒来，樊纲才发现鼻子都被熏黑了。
这个少年认真地读每一本他能搜罗到的书。“当时涉猎很广，后来证明所有读过的书都是有用的”。樊纲欣慰地说。
一条独特的路
“喜欢争论的感觉。”
樊纲与经济学的邂逅，颇有一番周折。
在当知青期间，文笔不错的他一度给生产建设兵团的通讯社写报道，甚至营里边曾要调他上去当通讯员，结果一查档案，发现是“黑五类”，只好作罢。樊纲得以有时间继续看各种杂书。在看了马列全集后，他接触到政治经济学。“那时还没有方向感，只是觉得有意思。”
六年的兵团生活后，樊纲选择了到河北去插队。这让当时的战友不可思议，因为插队比兵团更苦。而樊纲只是希望改变一下生活。
除了读书，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在“文学的小路上挤挤”。
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河北还有过一段文化馆的工作经历。“写群众文艺，大鼓书、快板、单弦什么的”，甚至还一度成为当地的小权威。
“也发表过小说、散文什么的，后来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写那些文学作品的时候没有激动，对研究却有莫大的热情，喜欢争论的感觉。”樊纲说。
冥冥之中，他找对了路，也抓住了改变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1977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凭着看杂书的那点底子，考试前又突击了七本书，樊纲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稀缺资源，一张大学文凭比今天要值钱得多。等到毕业的时候，樊纲再次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
“当时还想再念书，觉得学的不够，想做研究。”樊纲成为全班惟一到社科院读研究生的人。已经成家的他，因为下乡多年而且在河北省的某县有过工作，得以干部身份带工资读书。
“上世纪80年代上研究生时大家都很穷，也很容易满足，有宿舍住，有津贴，能过日子，又能上学，真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事来了。”樊纲笑言。
在哈佛的顿悟
“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1985年樊纲有了出国的机会，去美国哈佛学习。
下了飞机后，没有受过英语听说系统训练的樊纲，局促感可想而知。开始上课后就更加吃力。在美国的一年零八个月，每一天都是思想的冲击和自信心的挑战。
在哈佛的课堂上，他第一次知道，现代经济学已经包罗万象，是非常庞杂的一个大体系，而他在国内学到的仅仅限于古典经济学的范畴。
除了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也让他大开眼界。“进了美国超市，看到同样的商品有那么多品牌和种类在相互竞争，我相当吃惊，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超市，还物资紧缺。”
对樊纲来说，哈佛的经历是终生受益的，除了知识的丰富、理论基础的逐渐扎实，也悟出点东西，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那就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分析中国这个经济体特殊的体制环境和运行方式。
“自我改进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樊纲说。从大学开始的十年面壁苦读，他比喻成修行打坐，修行到一定程度方有顿悟，“如果仅学点儿皮毛，没有融会贯通，就容易务虚。”
一个意外契机带来一种新机制
“既要研究市场也要研究自己。”
1996年之后，樊纲找到了一份新事业，一做就是十年。
当时已经成为研究员的他，在知识分子最看重的职称评定上似乎接近顶点，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新的动力了。
但是樊纲想推动一种新的研究机制，像西方的研究那样，持久而又不乏活力。
一个意外的契机来了，体改研究院请他做改革基金会的秘书长，随后有了研究基金会，在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国民经济研究所。
基金会资助研究项目的方式，正是樊纲所看好的新机制。
“基金意味着本金是不能动的，只有本金生的利息才用来资助科研，对研究的支持是可持续的，不是今天有笔钱就开始做，钱用完了大家关门走人。”
通过这个新机制，樊纲组织的研究活动更灵活：国民经济研究所自己定项目，吸引客座教授和研究员，“不养一大批后勤”，没有人浮于事和资源浪费。
国民经济研究所作为一个不靠财政吃饭的机构，随着国内的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各种商业机会也渐渐浮出水面。樊纲给研究所定下的原则是：专门做研究，“不为五斗米折腰”。
在选择研究题目上，他们坚持做宏观经济范畴之内的。虽然做企业咨询和产业分析比研究宏观问题更容易赚钱，但是樊纲觉得，那不是自己所长。
“在我们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体制改革的领域里，我们能做的就做，能有资金支持更好；超过这个领域，我们没有这个专长，不去混，更不去糊弄钱。”在他们做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时候，曾有一个国际机构非要加进中国妇女地位的指标，让樊纲和研究组哭笑不得，“那不是我的研究范围，给再多的钱我也不做。”
坚持专业化，不跟着外界的诱惑跑，不靠办会去筹资赚钱，集中精力于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也让他的研究所独树一帜。
樊纲觉得遗憾的是，有些机构不够专业化，围着钱转，什么都弄，结果没有自己的特色，经费来源也很不稳定。
“市场经济时代，各种机会层出不穷，要想抓住其中的一个或一些，恰恰需要专注，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耐住性子，培养出专业化的优势。”
樊纲不认为自己清高得不通世事，只是觉得做人、做学问，既要学会研究市场，也要懂得研究自己。选择适合自己做的事，专注地投入并不吃亏，反倒是四处出击容易顾此失彼，总是处于被淘汰的状态。
不假扮专家
“没经过思考和分析，那是最糟糕的。”
樊纲功成名就之后的又一个十年，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加速，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们提供了解真相的线索。
中国特有的问题，常在专家之间争论。
樊纲说，争论是正常的，经济学界有个玩笑，“两个经济学家有三个观点”。但他认为，以专家的身份发表观点就要出言谨慎，对得起专家的称号。
“专家观点如果不是基于专业知识，而是感性的观察，没经过思考和分析，那是最糟糕的。
“什么叫专家？一是对这个领域的知识要充分熟识，二是要对这个领域的现状和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有所思考和研究。纵向和横向都要专业化的研究。至少知道对这个问题别人做了什么，你还能有什么新贡献。”
在樊纲看来，有的专家副业太多，耽误了主业，还有的学者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也“什么都敢说，有人问就敢答”。
樊纲说，无谓的争论过多，让潜心研究的人感到疲惫，对一个热爱研究而且专注的学者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去假扮专家。”
樊纲能够在宏观经济领域坚守十年，或许与其青年时代那段独特的经历有关。在那个两眼摸黑、无法预期未来的时代，他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储备知识，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16岁的樊纲并不知道自己会从这群少年中脱颖而出，并在近40年后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在荣誉和责任面前，樊纲不愿多谈，他向《英才》记者讲起自己的研究和人生感悟。
看不到前方是什么
“后来证明所有读过的书都是有用的。”
在北京长大的樊纲，小学毕业后，因为父亲成了“右派”，他跟着成了“黑五类”子弟。“文革”中，他没有别的出路，惟一的选择是下乡当知青。
“当时有两个分配渠道，要么是去内蒙古，要么是去黑龙江。家里只可以留一个孩子。”樊纲说，“那一届13万北京毕业生有11万去了黑龙江。”作为长子的他踏上了北京开往黑龙江黑河的火车。
樊纲所在的生产连队是一个新建的知青点，除了帐篷一无所有。刚到的第二天，当樊纲和其他同来的男生看清眼前的一切后，跑到山头抱头痛哭。
随后的日子，新知青们自己动手用土坯建起了房子，尽管又潮又冷，总算不用住帐篷了。
“这是精神上的挑战。没有人知道能不能回城，你脚下的路漆黑一片，看不到前方是什么。”樊纲回忆起这段经历，不禁感叹。
在知青点，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混日子，而是在劳动之余勤奋读书。
没有电的那些夜晚，读书只能靠煤油灯照明，第二天醒来，樊纲才发现鼻子都被熏黑了。
这个少年认真地读每一本他能搜罗到的书。“当时涉猎很广，后来证明所有读过的书都是有用的”。樊纲欣慰地说。
一条独特的路
“喜欢争论的感觉。”
樊纲与经济学的邂逅，颇有一番周折。
在当知青期间，文笔不错的他一度给生产建设兵团的通讯社写报道，甚至营里边曾要调他上去当通讯员，结果一查档案，发现是“黑五类”，只好作罢。樊纲得以有时间继续看各种杂书。在看了马列全集后，他接触到政治经济学。“那时还没有方向感，只是觉得有意思。”
六年的兵团生活后，樊纲选择了到河北去插队。这让当时的战友不可思议，因为插队比兵团更苦。而樊纲只是希望改变一下生活。
除了读书，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在“文学的小路上挤挤”。
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河北还有过一段文化馆的工作经历。“写群众文艺，大鼓书、快板、单弦什么的”，甚至还一度成为当地的小权威。
“也发表过小说、散文什么的，后来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写那些文学作品的时候没有激动，对研究却有莫大的热情，喜欢争论的感觉。”樊纲说。
冥冥之中，他找对了路，也抓住了改变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1977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凭着看杂书的那点底子，考试前又突击了七本书，樊纲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稀缺资源，一张大学文凭比今天要值钱得多。等到毕业的时候，樊纲再次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
“当时还想再念书，觉得学的不够，想做研究。”樊纲成为全班惟一到社科院读研究生的人。已经成家的他，因为下乡多年而且在河北省的某县有过工作，得以干部身份带工资读书。
“上世纪80年代上研究生时大家都很穷，也很容易满足，有宿舍住，有津贴，能过日子，又能上学，真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事来了。”樊纲笑言。
在哈佛的顿悟
“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1985年樊纲有了出国的机会，去美国哈佛学习。
下了飞机后，没有受过英语听说系统训练的樊纲，局促感可想而知。开始上课后就更加吃力。在美国的一年零八个月，每一天都是思想的冲击和自信心的挑战。
在哈佛的课堂上，他第一次知道，现代经济学已经包罗万象，是非常庞杂的一个大体系，而他在国内学到的仅仅限于古典经济学的范畴。
除了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也让他大开眼界。“进了美国超市，看到同样的商品有那么多品牌和种类在相互竞争，我相当吃惊，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超市，还物资紧缺。”
对樊纲来说，哈佛的经历是终生受益的，除了知识的丰富、理论基础的逐渐扎实，也悟出点东西，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那就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分析中国这个经济体特殊的体制环境和运行方式。
“自我改进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樊纲说。从大学开始的十年面壁苦读，他比喻成修行打坐，修行到一定程度方有顿悟，“如果仅学点儿皮毛，没有融会贯通，就容易务虚。”
一个意外契机带来一种新机制
“既要研究市场也要研究自己。”
1996年之后，樊纲找到了一份新事业，一做就是十年。
当时已经成为研究员的他，在知识分子最看重的职称评定上似乎接近顶点，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新的动力了。
但是樊纲想推动一种新的研究机制，像西方的研究那样，持久而又不乏活力。
一个意外的契机来了，体改研究院请他做改革基金会的秘书长，随后有了研究基金会，在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国民经济研究所。
基金会资助研究项目的方式，正是樊纲所看好的新机制。
“基金意味着本金是不能动的，只有本金生的利息才用来资助科研，对研究的支持是可持续的，不是今天有笔钱就开始做，钱用完了大家关门走人。”
通过这个新机制，樊纲组织的研究活动更灵活：国民经济研究所自己定项目，吸引客座教授和研究员，“不养一大批后勤”，没有人浮于事和资源浪费。
国民经济研究所作为一个不靠财政吃饭的机构，随着国内的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各种商业机会也渐渐浮出水面。樊纲给研究所定下的原则是：专门做研究，“不为五斗米折腰”。
在选择研究题目上，他们坚持做宏观经济范畴之内的。虽然做企业咨询和产业分析比研究宏观问题更容易赚钱，但是樊纲觉得，那不是自己所长。
“在我们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体制改革的领域里，我们能做的就做，能有资金支持更好；超过这个领域，我们没有这个专长，不去混，更不去糊弄钱。”在他们做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时候，曾有一个国际机构非要加进中国妇女地位的指标，让樊纲和研究组哭笑不得，“那不是我的研究范围，给再多的钱我也不做。”
坚持专业化，不跟着外界的诱惑跑，不靠办会去筹资赚钱，集中精力于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也让他的研究所独树一帜。
樊纲觉得遗憾的是，有些机构不够专业化，围着钱转，什么都弄，结果没有自己的特色，经费来源也很不稳定。
“市场经济时代，各种机会层出不穷，要想抓住其中的一个或一些，恰恰需要专注，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耐住性子，培养出专业化的优势。”
樊纲不认为自己清高得不通世事，只是觉得做人、做学问，既要学会研究市场，也要懂得研究自己。选择适合自己做的事，专注地投入并不吃亏，反倒是四处出击容易顾此失彼，总是处于被淘汰的状态。
不假扮专家
“没经过思考和分析，那是最糟糕的。”
樊纲功成名就之后的又一个十年，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加速，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们提供了解真相的线索。
中国特有的问题，常在专家之间争论。
樊纲说，争论是正常的，经济学界有个玩笑，“两个经济学家有三个观点”。但他认为，以专家的身份发表观点就要出言谨慎，对得起专家的称号。
“专家观点如果不是基于专业知识，而是感性的观察，没经过思考和分析，那是最糟糕的。
“什么叫专家？一是对这个领域的知识要充分熟识，二是要对这个领域的现状和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有所思考和研究。纵向和横向都要专业化的研究。至少知道对这个问题别人做了什么，你还能有什么新贡献。”
在樊纲看来，有的专家副业太多，耽误了主业，还有的学者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也“什么都敢说，有人问就敢答”。
樊纲说，无谓的争论过多，让潜心研究的人感到疲惫，对一个热爱研究而且专注的学者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去假扮专家。”
樊纲能够在宏观经济领域坚守十年，或许与其青年时代那段独特的经历有关。在那个两眼摸黑、无法预期未来的时代，他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储备知识，迎来了人生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