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老板徐冠巨:中国式的富人政治

来源:网络发布时间:2008-03-03
  在不断壮大的新兴民营阶层,想“说句话”的企业家远不止徐冠巨一人,正泰的南存辉,以及广厦的楼忠福,作为浙江民营企业家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就曾为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的议题在两会上高声呼吁。
  “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作为一个企业家,政治应该是天。”这是南存辉对政治带有几分敬畏的理解。
  从徐冠巨的话语体系里,根本看不到像南存辉这样直白的政治定义,徐对政治的领悟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行动里。
  浙江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是传化的农业项目,据了解当时上马该项目并没有一个明朗的盈利前景,甚至有人说,如果徐冠巨是“纯商人”,他根本就不会上这个项目。
  在对传化农业园区的参观中,随同人员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与民争利”的故事。据介绍,当时荷兰温室最先计划是培育郁金香,由于成本过高,而改种植黄瓜和小西红柿,但后来徐冠巨发现传化的这两个农产品在当地市场形成了绝对的竞争优势,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农民的利益,于是便停止了黄瓜和小西红柿的种植。“不能与农民抢饭吃,要为农民服务”,这就是徐冠巨的新思维。
  如今,在很多公开场合,徐冠巨习惯于以一种非商人的思维谈论“三农”问题,探讨“新农村建设”,并声称自己要“为中国农民代言”,这在外界看来,徐冠巨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与政府官员的换位思考,同时也是肩负企业家、政府官员双重身份的下意识流露。
  徐冠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行动是最近的股改。传化股份是股权分置改革第二批试点的第一家公司,据公开的信息披露,传化股份为此支付了每10股支付4.5股的高对价,创下了当时的纪录,“在一开始的时候,传化股份觉得股改很难,后来听到尚福林主席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表态,才坚定了信心。”这是当时徐冠巨关于高对价问题对媒体的答复。
  在采访中,我们再一次把“高对价”的问题抛给了徐冠巨,问他这是否算是一种“表率作用”,徐冠巨笑称“传化的思想境界没有那么高”,但从现在看来,徐冠巨也承认当时确实给高了,毕竟传化股份将会为支付股改对价大把掏钱。
  
  中国富豪的政治地位
  
  在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政治肯定”是他们都想得到的东西。
  在胡润“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发布之后的一段讨论热潮中,就有专家指出,“从某一方面说,浙江企业对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兴趣比广东的企业家要浓许多。”
  这样的结论存在事实上的根据,因为上榜的50位企业家当中就有18位是浙江籍,比例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将政治比作“天”的南存辉所掌管的正泰集团则名列“2005中国慈善企业榜”的民营企业榜首。
  也许单从地域概念上来评定浙江民营企业家对政治生活的偏爱有失偏颇,但如果从认识的深度上来分析浙江企业家的心态,我们就不难理解浙江民营企业家对政治生活的态度。
  浙江是民营经济高度发达区域,20多年前发生在温州的“八大王悲剧”至今仍在当地企业家心里留有阴影,对此有人甚至开玩笑地说,“浙江的民营企业主阶层是吓大的”。
  徐冠巨当年与父亲徐传化一起创业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惊吓。传化企业创业刚过了三个年头,当时中国就迎来了一场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讨论,而这场理论探讨把起步不久的民营企业推上了争议的风口浪尖。当时的徐氏父子心中就有很多解不开的疑惑以及挥散不去的焦虑。如果当时徐氏父子创业地的镇政府没有把徐传化评选为劳动模范,并送来红花和一面锦旗,传化企业也许就在疑惑和焦虑中夭折了。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话题,社会学家认为这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代大学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说60年代出生的人对政治有着特殊的热情和敏感。出生于1961年的徐冠巨没有上过大学,他当时的理想只是做一名工人,摆脱那种在生产队里浇大粪的生活。但即便没有机会展现政治热情,徐冠巨也知道这“一朵红花,一面锦旗”意味着什么,镇政府的肯定也算是一种政治肯定。
  在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政治肯定”是他们都想得到的东西。从创业过程上看,这是一种安全的信号和保证,从创业的结果来看,这是民营企业家从“有作用”到“有地位”的演进。
  泥瓦匠的儿子郭广昌创建了中国资本市场上复星系,其政治履历中填写着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经打铁的鲁冠球执掌着浙江万向企业集团,成功地当选了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建筑工地上打拼出来的广厦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不仅是全国人大代表,同时还是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摆鞋摊起家的南存辉如今在以全国大人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
  
  “如果没有这份工作,我对政府一点意见都没有”
  《英才》:官员和企业家这两种身份给了你什么不同的感受?
  徐冠巨:也没有什么不同,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时间上面有时候有一些冲突,但由于工商联的工作、商会的工作,主要就是做民营企业的工作,所以对于我来讲也是好的学习机会。
  《英才》:身为省政协副主席,政协那边的工作你去得多吗?
  徐冠巨:日常的工作不需要我去做。
  《英才》:只有重大的事情才过去?
  徐冠巨:我们有年度工作计划、方向,把责任理清好了就行。
  《英才》:你会专门以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去下面考察吗?
  徐冠巨:我们每年作课题就要多下去考察,为民营企业说话,让党委和政府了解第一线的声音。
  《英才》:以这一身份下去考察会乘坐省政协配备的专车?
  徐冠巨:车子都是我自己的,没有省政协的车子。
  《英才》:外界好像都报道说省政协给你配了专车?
  徐冠巨:车是我们自己买的,牌照是他们发的。
  《英才》:跟其他民营企业家相比,你的抱怨少了很多,是不是因为身份特殊?
  徐冠巨:我到政协工商联任职也就是三年多时间,但我的企业毕竟经营20年了,所以说对政府的抱怨多与少,其实对传化,对我企业来讲根本无关。如果没有这份工作,我对政府一点儿意见都没有。因为我提的一些建议和意见,都是来自于一些其他民营企业。
  《英才》:你是主要替别人提意见了?
  徐冠巨:政府难免有没做到位的地方,通过我们企业家提一些建议,政府也非常欢迎。
  
  “有产者是好领导的,无产者是难领导的”
  
  《英才》:有专家说民营企业家与政治之间存在一个“安全距离”,说离得太近或者离得太远都不合适,你怎样保持这个安全距离?
  徐冠巨:我倒为专家担忧,其实我认为,有产者是好领导的,无产者是难领导的。我认为民营企业家应该参政,我们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难道不能让我们说句话吗,是不是。
  《英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徐冠巨:不一定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作用就有地位,没有作用就少说。
  《英才》:你不赞成的那些专家还有一种观点,说民营企业泛政治化很危险,是民营企业的“第三种死法”。
  徐冠巨:这应该说的是某一种。
  《英才》:哪一种?
  徐冠巨:我想作为企业就要走市场路线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有一些企业走一些捷径去获得一种发展,把某些权力拉在身边,为他所用,获得了发展。我想,专家大概就说这些方面。我有一句话,求人不如求自己,当然我们天天要求人,但我要搞清楚哪些是应该去求的,哪些是不应该去求的。有些事委托于人也会受制于人。
  
  “传化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那么高”
  《英才》:传化股份在这次股改中实行了10送4.5的高对价,这算是一种表率吗?
  徐冠巨:也不是什么表率,传化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那么高。第一,我们是股改试点的第二批,前面可借鉴的不多;第二,是我们流通股跟非流通股之间的比例,我们的流通股不多,只有25%;第三,我想让买了传化股份的这些股民了解我们。传化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偏上方案。
  《英才》:应该是比较偏高的。
  徐冠巨:我也是表明我们的诚意。后来想,即使我们10送4,也已经是非常偏上了,所以4.5确实是多了一些。但给高了就给高了吧。
  《英才》:现在不后悔?
  徐冠巨:传化从来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