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只为靠得再近些
来源：网络发布时间：2008-03-18
我的父母亲自幼青梅竹马，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所经受的各方面压力也是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的。
谈及自己的父亲母亲，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言不尽的感激。即便是像我这样在美国生活多年，早已习惯于西方模式下的简洁直接、喜怒于色，也像绝大多数含蓄而内敛的中国人那样，从未亲口和我的父母说过一声“我爱你们”。因此，能有机会通过《英才》杂志讲述一些我的家庭故事以表达对父母深切的感念之情，可谓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我的父亲是上海人，1970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母亲与父亲是同乡，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时是全系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们俩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期间父亲短暂地在北京读过一阵子书），算得上青梅竹马，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们一直坚守自己的爱情选择和专业方向，并在大学毕业当年成立了家庭。但等待他们的并不是甜蜜的新婚生活，而是长达11年的聚少离多。就在他们结婚后的第三天，父亲就因为工作需要远赴新疆乌鲁木齐，当上了一名军医，而母亲则进入山东泰安的一所制药厂工作。
那段岁月对于年轻的父母而言是相当艰难的，除了专业知识无法完全施展、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之外，他们还需要忍受长期两地分居的痛苦——父亲一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就在父母结婚三年后，我出生在了上海。
在上海出生三个月之后，我便和母亲一起回到山东泰安。泰山脚下的童年生活，对我来说虽然已是非常遥远的记忆，但许多点点滴滴的瞬间仍时常在我脑海中闪回。
记得当时每次父亲从新疆回家看望我和母亲的时候，都会带上我喜爱的哈密瓜和香瓜子，并带着我去爬山和游泳，他甚至会非常宽容地“纵容”我和其他农村孩子们一起疯玩，而不像其他上海知青家长那样给我们的童年世界圈上严格的范围。
今天想来，他们当时很少限制我些什么，只是指给我看更高更远的天空，而我现在愿意贴近底层百姓、不喜走所谓“上层路线”的性格也与当时父母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在父亲非常有限的探亲假期之外，是母亲独自抚养幼小的我。母亲是温婉的女子，那段艰难日子里一个柔弱身影的沉默刚毅，仍是我现在面对难关时的力量源泉。
1981年，历尽重重波折，我们全家终于团聚在了安徽马鞍山市。这是父母为相聚不停努力的结果，他们把工作待遇、发展前景全都放在其次，一心只为靠得再近些。父亲进入当地的十七冶医院担任内科大夫，母亲则成为冶金部一所下属中学的化学老师，我也在马鞍山度过了自己赴美之前最后的学生生涯。
记得当时我在班上是出名的顽劣（不过成绩还好），对此父母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管教策略：一方面，父亲在母亲“别打脑袋”的劝阻下会用皮尺教训我；另一方面，他们会按照我不同的考试分数进行不同的奖励，如果考进前三名还可以回上海过寒暑假。这些经历对我日后独立个性和商业意识的形成非常有帮助。
1987年，父亲出于事业发展的需要，更出于让我能接受先进教育的考虑，怀揣着仅有的60美元，独自闯荡美国。1987年底，我和母亲也离开马鞍山去和父亲团聚，开始了我们全家在大洋彼岸更具挑战性的生活。
刚到美国，父母都同时打着几份工，母亲甚至有过好几次打工回家途中被抢的危险经历，除此以外，他们还被质疑、被漠视，但父母都咬紧牙关挺了下来。那些年，父母为了一家人开创新生活而付出的努力，他们为我所承受的辛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从他们身上，我深刻地体味到了坚忍二字的意义,也越发懂得勤奋和努力的价值，并且理解了尊重与被尊重的辩证统一，这所有的一切对于我此后的学习和工作助益良多。
我在美国的求学之路一直比较顺利，从加州大学到西北大学、从医科到商科，其间虽也有过对于我改换专业的些许争执，但父母更多地是在背后默默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影响我、保护我和支持我。
记得我当时收到加州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录取函后，一直不敢让父母知道，因为怕他们因此不让我去读商科，直到我被西北大学录取后才将录取函给他们看，当时父亲唯有苦笑：对于我不能继承他的医生职业，父亲固然遗憾，但对于我能找到自己真正钟爱的专业，他确是满心欢喜的。
从西北大学毕业后，我辗转于所罗门美邦、荷兰银行和美国中经合集团，但都是在加州父母身边工作。2002年，出于工作需要，我被派往美国中经合集团的北京办公室工作，必须离开一起生活多年的父母。不能长守膝下，固然有我的无奈，但每次听到“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句子，总有片刻失神。年过而立，有些话很少跟父母表达，但彼此心中的眷恋，远隔万里都是能触摸到的。
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感谢父亲教会我幽默、开朗、达观的处事态度，母亲教给我细心、踏实、周到的做事风格；感谢父母既给了我接受西方先进教育的机会，又格外注重培养我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和尊重；感谢父母既严格又开明、既约束又宽容的教育方式；感谢父母让我在辗转中学会笃定、在安宁中懂得进取……感谢父母在过去30多年中给予我的一切。谢谢你们。
我今日的措词怕是要被父母笑责的，但从点滴细节中体悟到你们的幸福，是我奔忙生活中最温暖的慰藉和感恩。
谈及自己的父亲母亲，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言不尽的感激。即便是像我这样在美国生活多年，早已习惯于西方模式下的简洁直接、喜怒于色，也像绝大多数含蓄而内敛的中国人那样，从未亲口和我的父母说过一声“我爱你们”。因此，能有机会通过《英才》杂志讲述一些我的家庭故事以表达对父母深切的感念之情，可谓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我的父亲是上海人，1970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母亲与父亲是同乡，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时是全系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们俩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期间父亲短暂地在北京读过一阵子书），算得上青梅竹马，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们一直坚守自己的爱情选择和专业方向，并在大学毕业当年成立了家庭。但等待他们的并不是甜蜜的新婚生活，而是长达11年的聚少离多。就在他们结婚后的第三天，父亲就因为工作需要远赴新疆乌鲁木齐，当上了一名军医，而母亲则进入山东泰安的一所制药厂工作。
那段岁月对于年轻的父母而言是相当艰难的，除了专业知识无法完全施展、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之外，他们还需要忍受长期两地分居的痛苦——父亲一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就在父母结婚三年后，我出生在了上海。
在上海出生三个月之后，我便和母亲一起回到山东泰安。泰山脚下的童年生活，对我来说虽然已是非常遥远的记忆，但许多点点滴滴的瞬间仍时常在我脑海中闪回。
记得当时每次父亲从新疆回家看望我和母亲的时候，都会带上我喜爱的哈密瓜和香瓜子，并带着我去爬山和游泳，他甚至会非常宽容地“纵容”我和其他农村孩子们一起疯玩，而不像其他上海知青家长那样给我们的童年世界圈上严格的范围。
今天想来，他们当时很少限制我些什么，只是指给我看更高更远的天空，而我现在愿意贴近底层百姓、不喜走所谓“上层路线”的性格也与当时父母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在父亲非常有限的探亲假期之外，是母亲独自抚养幼小的我。母亲是温婉的女子，那段艰难日子里一个柔弱身影的沉默刚毅，仍是我现在面对难关时的力量源泉。
1981年，历尽重重波折，我们全家终于团聚在了安徽马鞍山市。这是父母为相聚不停努力的结果，他们把工作待遇、发展前景全都放在其次，一心只为靠得再近些。父亲进入当地的十七冶医院担任内科大夫，母亲则成为冶金部一所下属中学的化学老师，我也在马鞍山度过了自己赴美之前最后的学生生涯。
记得当时我在班上是出名的顽劣（不过成绩还好），对此父母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管教策略：一方面，父亲在母亲“别打脑袋”的劝阻下会用皮尺教训我；另一方面，他们会按照我不同的考试分数进行不同的奖励，如果考进前三名还可以回上海过寒暑假。这些经历对我日后独立个性和商业意识的形成非常有帮助。
1987年，父亲出于事业发展的需要，更出于让我能接受先进教育的考虑，怀揣着仅有的60美元，独自闯荡美国。1987年底，我和母亲也离开马鞍山去和父亲团聚，开始了我们全家在大洋彼岸更具挑战性的生活。
刚到美国，父母都同时打着几份工，母亲甚至有过好几次打工回家途中被抢的危险经历，除此以外，他们还被质疑、被漠视，但父母都咬紧牙关挺了下来。那些年，父母为了一家人开创新生活而付出的努力，他们为我所承受的辛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从他们身上，我深刻地体味到了坚忍二字的意义,也越发懂得勤奋和努力的价值，并且理解了尊重与被尊重的辩证统一，这所有的一切对于我此后的学习和工作助益良多。
我在美国的求学之路一直比较顺利，从加州大学到西北大学、从医科到商科，其间虽也有过对于我改换专业的些许争执，但父母更多地是在背后默默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影响我、保护我和支持我。
记得我当时收到加州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录取函后，一直不敢让父母知道，因为怕他们因此不让我去读商科，直到我被西北大学录取后才将录取函给他们看，当时父亲唯有苦笑：对于我不能继承他的医生职业，父亲固然遗憾，但对于我能找到自己真正钟爱的专业，他确是满心欢喜的。
从西北大学毕业后，我辗转于所罗门美邦、荷兰银行和美国中经合集团，但都是在加州父母身边工作。2002年，出于工作需要，我被派往美国中经合集团的北京办公室工作，必须离开一起生活多年的父母。不能长守膝下，固然有我的无奈，但每次听到“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句子，总有片刻失神。年过而立，有些话很少跟父母表达，但彼此心中的眷恋，远隔万里都是能触摸到的。
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感谢父亲教会我幽默、开朗、达观的处事态度，母亲教给我细心、踏实、周到的做事风格；感谢父母既给了我接受西方先进教育的机会，又格外注重培养我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和尊重；感谢父母既严格又开明、既约束又宽容的教育方式；感谢父母让我在辗转中学会笃定、在安宁中懂得进取……感谢父母在过去30多年中给予我的一切。谢谢你们。
我今日的措词怕是要被父母笑责的，但从点滴细节中体悟到你们的幸福，是我奔忙生活中最温暖的慰藉和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