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向东　一篇文章写八年

　　
　　在浮华的中国学术界，为了一篇研究论文写了八年的有几人？一个低调的经济学家，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在思考他的问题。
　　走进宁向东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办公室，不大的房间里一抬眼就是满墙的稿纸，上面勾画着各种符号和手写的字迹，外人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第一个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都是我写作的提纲，"宁向东说，"重要的东西，我都贴上去。"
　　自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中国企业改革问题，宁向东执著地在公司治理这个"小圈子"里耕耘。
　　
　　两扇门的背后
　　
　　那么多发行了职工股的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做研究就是从发现一个大的不得了的问题，逐步解析、锁定，把它分解成小问题，"宁向东解释自己为什么始终坚持在公司治理方面做研究。他认为学者就应做到术业有专攻，而不是玩些大而化之的文字游戏。
　　"我们看到很多学者的文章，不是触及了一个问题，而是写了一个现象，然后围绕这个现象写了很多感受。"宁向东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也感到几分无奈。
　　同行里有人一年写上百篇文章，宁向东却花了八年做一篇研究论文，至今仍在修改当中。
　　1999 年他开始关注中国的职工股问题，按照学术的说法，这叫一个现象或者是类型事实。那么多发行了职工股的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宁向东非常感兴趣。
　　最初的研究并不顺利，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三年后，初见眉目的时候，另一个香港的学者加入了这个问题的研究。"我直到现在还记得，是中国足球队参加世界杯比赛的那天，我多了一个香港的合作伙伴。"他回忆道，"这篇文章现在已改得面目全非，和以前几稿完全不同。"或许就在宁向东向墙上更新一张稿纸的时候，他窗外的世界就有人出炉了三篇文章。对此，宁向东说他从未感到过压力或自惭形秽。
　　"人生就是这样，你选择一条自己喜欢的路，这就够了。做教授的快乐在于发现问题和培养学生。至于发表文章不要刻意比较数量。现在国内靠数量来评价人、学者之间彼此不服气，这个风气是不对的。"他娓娓道来，"这就和做人一样，更重要的是征服自己的内心。所有的恐慌、害怕都来自内心，克服它要靠阅历，随着年龄渐渐增大，内心会渐趋平静。"
　　在中国改革开放30 年后的今天，听到这样一番言论，学者和普罗大众会有怎样的感想？也许有人说这是秀才才会说的话。
　　宁向东并不是对外界充耳不闻的古板学者。从1995 年以来，他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很多个国家的高校做过访问学者，见识了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大家的学问和为人。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宁向东才发现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现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认识到自己的使命，用一种淡泊的心态来对待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跨越国界的两种环境下交替学习和生活，对宁向东来说也存在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挑战。宁向东在美国推开的那扇学术之门，再也不是他从前看到的景象。回国后重新推开他曾经非常熟悉的那扇办公室的门，却必须学会再次适应。
　　在两个环境内转换有时也很累，而且潜藏着两方面都不伦不类的风险。"我们属于双轨，一脚踩在国际化的研究方法上，一脚踏在国内的研究问题上，"他解释，"弄不好两轨都搭不上，国内这边水土不服，国外那边又可能搞不出什么像样的名堂。"
　　
　　一个震撼极大的案例
　　
　　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
　　在中国这样一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制度土壤上，有趣的现象太多，和西方那些经典理论背离之处也很多。
　　早期关注公司治理问题时，曾有一个案例给了宁向东极大的震撼。
　　大约在1995 年左右，一个朋友受人之托找到宁向东，请教如何吸引投资。宁向东给出的建议是公司治理的经典方案，由投资方给管理企业的人提供一定的激励和约束。
　　而事情的进展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投资方由于与筹资企业分处两地，为了提防经理人在投资方看不见的时候和地方做出不利举动，出资的老板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经理人要把女儿送到投资方所在的城市，由出资的老板负责供养这个女孩读书。
　　"乍一听来，这简直是土匪行为，"宁向东说，"为了控制投资风险竟然要绑人家女儿。"仔细思考过后，宁向东发现这个案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这里有一个筛选机制的问题，投资方为什么要求经理人的女儿到异地去读书？两个人此前不认识，还不在一个地方，怎么相互牵制？于是通过'绑女儿'这种方式，如果筹资这一方不敢往下谈，说明对这个项目没有信心。
　　“在这个故事中，女儿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期权的概念，如果当初设计一个期权的方案会不会行得通呢？"他反复想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宁向东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最后那个项目也没有谈成。
　　这个极为特殊的案例，让宁向东忽然感觉到那些经常被提倡的公司治理机制、手段在中国还缺少一个土壤，不是任何一个普通的企业都可用的，这既有文化、意识的影响，也有实施成本过高的因素。
　　"这件事折射出来经济生活中有很多形态，学术研究就是把它们提炼出来，把这些根植于本土的问题解析出来，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价值。"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公司治理机制通过政策层强行引进到中国，也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一个广为诟病的事例就是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董事不独立，早就是老生常谈。对此，宁向东认为，不要说独立董事，就是董事会机制，也有可能难以独立。
　　"董事会尤其是独立董事制度是建立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基础上，如果股权高度集中，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扮演的是一个参谋角色。"宁向东一语中的。
　　或者说，独立董事制度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条件，国内只是把独立董事引进来，配套的条件没有跟上，造成了形似神不似的尴尬状况。
　　还有一个备受困扰的问题，可能是监管层不愿承认的，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没有资本市场提供的合理估值，特别是对重大事件在股票价格上准确反应何为参照，独立董事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只能凭自己的经验和对公司的贴身了解。
　　留给学者们回答的问题还很多。
　　尽管集中在公司治理的领域从事研究工作，宁向东很谦卑地认为直到现在自己都在寻找问题、锁定问题上挣扎，有些东西没琢磨清楚，他相信一些问题可以交给学生，让下一代人来思考。
　　
　　企业家进与退的决策
　　
　　"他们都没有在玩不下去的时候才退出。"
　　研究了多年企业，宁向东有没有比较佩服的企业家？
　　"老板里我觉得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不多。"宁向东说。过去的一年，有几个企业家让他很关注，其中之一是永乐的陈晓，和国美的并购很有体面。"男人有的时候就知道向前冲，只懂得孤注一掷，而陈晓就非常睿智，懂得退有时比进更重要。"
　　但是进与退的决策是否英明却没有什么制度保障，只能靠个人的智慧与心态。宁向东认为，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是一个人的企业，这是历史阶段决定的，不可能用发达市场的全部标准来要求中国的企业。
　　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宁向东发现，学术的条条框框之外人文精神有时更为重要。
　　"人是社会性的，当你不能很恰当准确地研究人，就没有办法研究透经济和管理问题，所以除了演绎和抽象，我们还要从历史、人文等方面更广义地去了解这个世界。"宁向东感觉现在特别缺少人文精神，这对企业发展和学术研究是非常可怕的。
　　"经济学和管理学现在越来越走向机械化，把很多东西作抽象和演绎，当演绎逻辑到了一定极至，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失去了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