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七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正在
　　奔向天堂，我们正在直下地狱。"--《双城记》狄更斯（提语）
　　
　　总有一些被特别注明的年代,或关生死,或关存亡,是里程碑,是转折点,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更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1977年，便是这样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年代。
　　那年冬天，传来一则最为温暖的消息，在动荡中停顿十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春风重度玉门关，这则消息不仅为苦无出路的工人、农民与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燃起了希望，更使得经历了十年动荡的国家走向复苏与新生。
　　许是中国史上最受瞩目的一次高考，徘徊在漫漫长夜中的天下学子从此重新获得了掌握命运，选择道路的权力。570 万年龄参差、背景各异的考生奔赴考场，为自己的人生，也为这个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国家，书下历史性的一笔。
　　那是中国史上唯一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可在无数曾经走过那个年代的考生记忆里，1977年，没有冬天。
　　"为什么在30 年后，当年的那次高考再次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有受访者如是问道。
　　30 年，对于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或许不过是转瞬即逝，可对于个体的轨迹而言，却记载着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沉浮。
　　30 年年轮印记，当初的稚嫩小苗已成为参天大树。
　　30 年前种下的因，如今果见雏形。我们不想为了回首而回首，为了纪念而纪念，重要的是，30 年，是可以梳理因果的时候了。
　　《英才》记者走访了一批出身于七七级的知名企业家，忆及往昔，唏嘘之际，有受访者随便指着窗台上一张不久前在美国举行的企业家峰会的合影，里面的七七级考友比比皆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亚洲区总裁熊晓鸽、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慧聪网董事长郭凡生、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分众传媒总裁谭智……大浪淘沙，经过七七年高考的洗礼，那些曾经在乡下田间，挥汗如雨的身影，如今已然活跃在时代的潮头，成为受人瞩目的企业家，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30 年的断代史再次向人们印证着"时势造英雄"的结论。时代的上下进退，承载着个人的命运沉浮；个人的得失悲欢，折射出时代的发展脉络。那是一个盛产传奇的年代，走过1977 年的高考，人人都是传奇。
　　
　　高考前：知青
　　王维嘉 从地狱到天堂（小）
　　口述| 美通无线总裁王维嘉
　　
　　"王维嘉，你考上科大了。
　　“别逗了，你骗谁呀。”
　　……
　　
　　当第一个同学带给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完全不能相信。后来，又有同学跟我开同样的"玩笑"，我便开始半信半疑。直到我的父母带着中国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的确是真的。
　　方圆几里，考生无数。只有我，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这在当地甚至轰动一时，走在路上，所有见到我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跟我打招呼，那种感觉就像中了状元，真的很high，我虽然没有吃过摇头丸，但我想吃了摇头丸的感觉应该也不过如此，我相信我死后升天堂也就是那样的感觉。
　　当时报科大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疯了，因为科大在当时是全中国最难考的学校，录取分数比北大、清华还要高很多。如今想来，依然会心有余悸，如果1977 年我没有考上，等待我的可能就是万劫不复的地狱。
　　18 岁那年伊始，我便成了下乡的知青。那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回到城里当个工人。可刚刚下乡，回城遥遥无期，每天在地里干农活，去砖厂烧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欲望也没有想法，精神麻木不堪，自暴自弃。那是一个被打到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尊严，没有前途，也没有希望。
　　直到1977 年10 月的一天，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生活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
　　已经两年没有上过学的我们跑去问大队书记，想要回城复习备考。"现在是'大干一百天'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回家复习呢？那些东西不重要，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很重要。"大队书记说。其实知青从农村回城，要贿赂大队书记的，当时的行情是一辆自行车或者一块手表，在当时是很贵重的。
　　我们只能边烧砖，边复习。烧砖最累的是做砖坯出炉的过程，热的要命，我们光着膀子，分成两组，一组人做另一组人跑到树荫底下，赶紧算一两道题，5 分钟轮换一次。一天的时间很短，也没人辅导我们。眼看离高考仅剩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一干考生决定，不管了，回城。
　　回到陕西城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全是义务的，分文不取。十年没有过高考了，老师学生都很激动，一个大教室，1000 人都在那里听，老师愿意教，学生也愿意学。
　　高考前一个星期，我们只能回到农村公社参加高考。料到大队书记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备了干粮。果然，大队书记给我们断了粮，我们就干啃了一个星期的馒头。后来，直到考试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前一天都没有吃饭。我清楚地记得高考第一天的感觉，早上6 点起来走路到公社，第一场考完出来，又饿又累，只觉得天旋地转。
　　那一年，陕西省的作文题叫作《科学的春天》。我原本就喜欢历史，尤其是科学史。当时看完作文题目，我便文思泉涌，从哥白尼的日心讲到加利略如何被烧死，一直讲到"四人帮"压制科学，一气呵成，写得心里非常舒服，把多年来对"四人帮"，对集权体制的痛恨宣泄殆尽。后来听说，那篇作文得了90 多分，是全省第一名。
　　1977 年的时候高考还要政治审查，虽然我的出身没有问题，但由于当初的积怨，大队长拒绝给我们出具政审材料。没有大队党支部的盖章，没有人敢要我这个学生。我从上到下的求情却于事无补。直到招生团临走的最后一刻，我们才找到一个很硬的门路疏通了关系。
　　如今重提当年的高考，是非恩怨已然久远，如果说不曾有过恨意或许虚伪，但我并不恨某个单独的个人，我恨的是那种制度，那种没有监督的集权。当年的大队书记不过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旦手中有了这种不被监督的权力，就会为非作歹。让这些原本可以是好人的人变成恶人。这种事情现在想起来非常荒谬，但其实现在仍然会发生。
　　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于我而言，1977 年的高考有着莫大的意义，那种影响要甚于后来我出国，拿博士，甚至创业……那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从地狱，到天堂。
　　 ( 整理| 本刊记者 孙雅男)
　　
　　高考前：知青
　　徐刚 政审不合格差点没录取（小）
　　口述| 上海华普汽车董事长徐刚
　　
　　
　　前段时间送女儿参加高考，回想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经历，一晃已是30年，感慨颇多。
　　1977 年，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下乡、高中毕业、参加高考，那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也就在刚刚下乡的三四个月后，大概是在国庆节前后吧，有一天我从广播里听到要恢复高考，可以去报名的消息。这下可高兴了，要是推荐上大学，必须要劳动一年，还要和大队书记、主任等搞好关系，而且有名额的限制。
　　我立刻跑回学校报名，但报名之后，大家谁也拎不清这个试要怎么考，社会上也没有复习资料或者考试大纲什么的，更滑稽的是，考试要考物理，可我们那时候的高中只学过机电，学手扶拖拉机怎么能弄好这样的东西。我们只好跑去跟学校老师说。
　　老师很负责，很快把"文革"中一些被打成反动分子的老师请回来。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女物理老师，她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不到，就把所有的高中物理给讲完了。不过，我们没有书，只听了个稀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