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七
来源：网络发布时间：2008-02-22
体检完以后，又通知考外语院校的要去成都口试。口试设在一个中学内，到了现场，操场上黑压压的一片，一个个都在叽里呱啦地讲外语，顿时把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下完了。我以前虽学了不少外语，但口语没有锻炼过。好在我进了考场很镇静，老师先叫我读一篇中文，又读一篇英文，再用英文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口语考试的目的主要是要看你的口齿是否伶俐、发音是否准确。
终于有一天有人让我去取挂号信，取信时我看到"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名字，立刻感觉命运在发生很大的转变。我骑上我家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成都的大街上狂奔起来。刹那间，楼房也不那么灰暗了，街道也变得明亮起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生机。就这样我成了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77 级学生。
那时候和我中学同届的本班50 多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全年级800 多名毕业生，考上的也仅数名而已。这是当年"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观念的结果。我始终相信，命运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以等到的东西，而是一件需要去完成的事情。我从小就选择了刻苦读书这个命运，最终我做成了上大学这件事情。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虽然它的到来有机遇的成分，但偶然中蕴涵着必然。
(整理|本刊记者 罗影)
高考前：北京海关员工
高中 我考大学的事上了内参（小）
口述| 清水同盟主席高中
我1968 年毕业于北京四中，之后上过良乡，下过房山，在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的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当瓦工，后来参军，先做警卫，之后到农场当会计，兼管养猪场和豆腐房。
在部队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有一天，卫生科长找我，"组织上要送你上大学，你不要告诉别人。"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是到体检的时候，人家说我的手太小，离做妇产科医生的标准还差一点几公分。其实我在部队接生过57 头猪，挺有经验的，但人家还是不要我。
养了八个月猪后，我当上了参谋。在部队干了四年后我离开了，进入了北京海关。1977 年的一天，我的同屋舍友突然告诉我说，"马上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愣住了，从我高中毕业已经整整十年的时间，上大学这件事情似乎已经被我遗忘了。
直到高考还有12 天的时候，我才开始全面地复习。数学是我相对薄弱的环节，在我们住的胡同里有位管老师，他还在广播里讲过数学，当时他因为骑自行车摔伤正在家里养病，我就去求教于他。管老师非常好，花了五个小时，给我从初一一直复习到高三。
高考一结束，我异常兴奋地在广场上撒着手，蹬着自行车骑了三圈。因为我几乎没有不会的题，这次上大学看来是有门儿了。谁知道，到录取的时候，我却因为年龄问题被拒之门外。当时最热门的学校是外贸学院（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
可是招生的老师却告诉我，学校只招收23 岁以下的，而我已经28 岁了，年龄偏大，不适合学外语了，他们让我去读师范做老师。我非常气愤，因为招生简章里根本就没有这一条，而且他们并不知道我自己在家里学外语，在海关天天用外语，并且我是英语、法语、日语一起学的。而且周围很多人都说我是当年的北京文科状元，但分数没有分布，我也无法核实这一点。
这时候，一位叫张冰姿的老师站出来为我鸣不平。张老师当时已经得了红斑狼疮，他却在大冬天走到当时在王府井的《人民日报》，当天的值班编辑是保育钧，后来也成为我的至交。
当时，高考的作文已经汇编成册，作为内部资料送到了《人民日报》。保育钧问张老师，海关有两篇文章被选入范文，里面有高中的文章吗？张老师说，有。那一年的高考题目叫《战斗在1977》，我写的是在海关的战斗历程。接着，保育钧写了一个内参，题目叫"状元落地"。
没想到，这篇内参邓小平看到了还作了批示：第一，公布高考分数；第二，适当照顾老三届。与此同时，张老师打电话找到了教育部部长李强，李强了解到我政治上是党员，成绩是当年的第一，不录取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28岁超龄了。"28 岁怎么就大了，还是收了吧。"
事后，商务部的政治部主任悄悄地问张老师，"高中的爸爸是谁啊？"张老师很生气，吐出三个字"周总理"。
虽然我的各门功课都接近满分，在报考外贸学院的学生中比第二名高出36分，但我跨进大学的那一步却是如此的艰难。
不过，仔细地回顾一下我的成长历程，我还是要比许多人幸运得多。假如我没有当兵，就入不了党，改不了家里的政治面貌，那我就进不了海关。因为在海关工作，才比别人多学了外语，也正因为这个才进了外贸学院。如果我没有进外贸学院，我也不会比别人更早地接触外部世界。 （整理| 本刊记者 王颖）
高考前：老师
左小蕾 我的卷子入了"另册"（小）
口述|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
我常常讲，我只上过小学和大学。因为我是"文革"前的小学毕业生，赶上"文革"，初中没有认真上过。高中也只算上了一年。直到后来上大学，才算再次接受系统的教育。
1972 年，我高中毕业就在自己的学校，武汉市39 女中里当起了毕业班的数学老师。因为原来的高二数学老师生病了，就让我代一段时间的课，没想到我上的课大受欢迎。就这样，我一直在39女中当老师，先是当了两三年的数学老师，后来又成为"两兵一团（民兵、红卫兵、共青团）司令"，可以说我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那段时间，我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就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先是政工组主任，到中学书记、校长，再到区教育局干部……或者，升得更快一点，能够当个武汉市教育厅干部。
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内心惶惶。当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就想我一定要上大学。我报考的是数学系，一是我爸爸觉得我一个女孩子，不太适合考要求动手能力强的专业，用他的话说，我只适合"纸上谈兵"，所以首选就是纯理论性的数学专业；二是我自己一直当数学老师，数学学得很好，考这个专业会比较有优势。
当时数学是一个很热门的专业，上了大学才知道，当年报考武大理科的学生中一半报的是数学系。当年武大的数学系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老师都是数学界非常有名的专家。
说起当年备考，我要感谢我的几位老师。他们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同事，都是39 女中的教师。数学、语文、政治之类的科目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复习理化时，我碰到了困难。
因为中学没有系统地学过，所以我的理化基础比较差，幸好有这些好老师帮助我。那时候我的物理老师经常出题目给我做，一晚上50 道题。
后来考试还算比较顺利，尤其是数学，我的卷子是入了"另册"的，当时95 分以上的卷子就放入"另册"。
考完试我被学校派到郊区劳动。因为学校领导知道我要走了，就没有给我安排下个学期的课。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干活，突然有人跑来告诉我，我妈妈来了，我当时还觉得挺奇怪。
回到宿舍，我妈对我说："你跟我回去吧，武大通知书来了。"那时我刚刚20岁，听到这句话，"哇"地一声，什么都不要了，挽着我妈就要走。
我妈说，你的东西呢？对，还要收拾东西。我把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跑到办公室跟人家说："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我走了。"说完，也没等人家表态，转身就走了。就这样，我上了武大的数学系，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武大当老师。
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不过这种幸运与我自己的努力分不开。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有了机会，能否充分把握、充分利用，就要看自己的努力够不够了。
小时候我喜欢打乒乓球，我父亲就对我说，你要考到100 分才能打球，好，那我就努力考，5 门功课门门都是100；初中时大家都不去学校，只有我去，跟着老师一起写宣传文章，老师们都说我的文笔很好；上了大学之后，我一直是数学系的学生会主席，大三时还因为这个原因被选去经济系学习，成就了我一生的事业。
（整理| 本刊记者 罗影）
*1977 大事记：8 月12 日，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1510 人、代表党员3500 万人。会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情况，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 年最流行口号：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1977 年热词："哥德巴赫猜想"，这样枯燥的术语随陈景润的故事在这一年成为一个热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历经磨难的科学重获新生的重要信号，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开始了戏剧性的逆转。
*1977 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1977 流行座右铭："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成为当时青年激励自己的座右铭。
*1977 流行歌曲：《金梭与银梭》成了最流行的歌曲。
*1977 畅销书：《青年自学成才丛书》。
终于有一天有人让我去取挂号信，取信时我看到"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名字，立刻感觉命运在发生很大的转变。我骑上我家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成都的大街上狂奔起来。刹那间，楼房也不那么灰暗了，街道也变得明亮起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生机。就这样我成了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77 级学生。
那时候和我中学同届的本班50 多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全年级800 多名毕业生，考上的也仅数名而已。这是当年"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观念的结果。我始终相信，命运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以等到的东西，而是一件需要去完成的事情。我从小就选择了刻苦读书这个命运，最终我做成了上大学这件事情。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虽然它的到来有机遇的成分，但偶然中蕴涵着必然。
(整理|本刊记者 罗影)
高考前：北京海关员工
高中 我考大学的事上了内参（小）
口述| 清水同盟主席高中
我1968 年毕业于北京四中，之后上过良乡，下过房山，在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的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当瓦工，后来参军，先做警卫，之后到农场当会计，兼管养猪场和豆腐房。
在部队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有一天，卫生科长找我，"组织上要送你上大学，你不要告诉别人。"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是到体检的时候，人家说我的手太小，离做妇产科医生的标准还差一点几公分。其实我在部队接生过57 头猪，挺有经验的，但人家还是不要我。
养了八个月猪后，我当上了参谋。在部队干了四年后我离开了，进入了北京海关。1977 年的一天，我的同屋舍友突然告诉我说，"马上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愣住了，从我高中毕业已经整整十年的时间，上大学这件事情似乎已经被我遗忘了。
直到高考还有12 天的时候，我才开始全面地复习。数学是我相对薄弱的环节，在我们住的胡同里有位管老师，他还在广播里讲过数学，当时他因为骑自行车摔伤正在家里养病，我就去求教于他。管老师非常好，花了五个小时，给我从初一一直复习到高三。
高考一结束，我异常兴奋地在广场上撒着手，蹬着自行车骑了三圈。因为我几乎没有不会的题，这次上大学看来是有门儿了。谁知道，到录取的时候，我却因为年龄问题被拒之门外。当时最热门的学校是外贸学院（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
可是招生的老师却告诉我，学校只招收23 岁以下的，而我已经28 岁了，年龄偏大，不适合学外语了，他们让我去读师范做老师。我非常气愤，因为招生简章里根本就没有这一条，而且他们并不知道我自己在家里学外语，在海关天天用外语，并且我是英语、法语、日语一起学的。而且周围很多人都说我是当年的北京文科状元，但分数没有分布，我也无法核实这一点。
这时候，一位叫张冰姿的老师站出来为我鸣不平。张老师当时已经得了红斑狼疮，他却在大冬天走到当时在王府井的《人民日报》，当天的值班编辑是保育钧，后来也成为我的至交。
当时，高考的作文已经汇编成册，作为内部资料送到了《人民日报》。保育钧问张老师，海关有两篇文章被选入范文，里面有高中的文章吗？张老师说，有。那一年的高考题目叫《战斗在1977》，我写的是在海关的战斗历程。接着，保育钧写了一个内参，题目叫"状元落地"。
没想到，这篇内参邓小平看到了还作了批示：第一，公布高考分数；第二，适当照顾老三届。与此同时，张老师打电话找到了教育部部长李强，李强了解到我政治上是党员，成绩是当年的第一，不录取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28岁超龄了。"28 岁怎么就大了，还是收了吧。"
事后，商务部的政治部主任悄悄地问张老师，"高中的爸爸是谁啊？"张老师很生气，吐出三个字"周总理"。
虽然我的各门功课都接近满分，在报考外贸学院的学生中比第二名高出36分，但我跨进大学的那一步却是如此的艰难。
不过，仔细地回顾一下我的成长历程，我还是要比许多人幸运得多。假如我没有当兵，就入不了党，改不了家里的政治面貌，那我就进不了海关。因为在海关工作，才比别人多学了外语，也正因为这个才进了外贸学院。如果我没有进外贸学院，我也不会比别人更早地接触外部世界。 （整理| 本刊记者 王颖）
高考前：老师
左小蕾 我的卷子入了"另册"（小）
口述|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
我常常讲，我只上过小学和大学。因为我是"文革"前的小学毕业生，赶上"文革"，初中没有认真上过。高中也只算上了一年。直到后来上大学，才算再次接受系统的教育。
1972 年，我高中毕业就在自己的学校，武汉市39 女中里当起了毕业班的数学老师。因为原来的高二数学老师生病了，就让我代一段时间的课，没想到我上的课大受欢迎。就这样，我一直在39女中当老师，先是当了两三年的数学老师，后来又成为"两兵一团（民兵、红卫兵、共青团）司令"，可以说我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那段时间，我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就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先是政工组主任，到中学书记、校长，再到区教育局干部……或者，升得更快一点，能够当个武汉市教育厅干部。
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内心惶惶。当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就想我一定要上大学。我报考的是数学系，一是我爸爸觉得我一个女孩子，不太适合考要求动手能力强的专业，用他的话说，我只适合"纸上谈兵"，所以首选就是纯理论性的数学专业；二是我自己一直当数学老师，数学学得很好，考这个专业会比较有优势。
当时数学是一个很热门的专业，上了大学才知道，当年报考武大理科的学生中一半报的是数学系。当年武大的数学系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老师都是数学界非常有名的专家。
说起当年备考，我要感谢我的几位老师。他们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同事，都是39 女中的教师。数学、语文、政治之类的科目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复习理化时，我碰到了困难。
因为中学没有系统地学过，所以我的理化基础比较差，幸好有这些好老师帮助我。那时候我的物理老师经常出题目给我做，一晚上50 道题。
后来考试还算比较顺利，尤其是数学，我的卷子是入了"另册"的，当时95 分以上的卷子就放入"另册"。
考完试我被学校派到郊区劳动。因为学校领导知道我要走了，就没有给我安排下个学期的课。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干活，突然有人跑来告诉我，我妈妈来了，我当时还觉得挺奇怪。
回到宿舍，我妈对我说："你跟我回去吧，武大通知书来了。"那时我刚刚20岁，听到这句话，"哇"地一声，什么都不要了，挽着我妈就要走。
我妈说，你的东西呢？对，还要收拾东西。我把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跑到办公室跟人家说："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我走了。"说完，也没等人家表态，转身就走了。就这样，我上了武大的数学系，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武大当老师。
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不过这种幸运与我自己的努力分不开。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有了机会，能否充分把握、充分利用，就要看自己的努力够不够了。
小时候我喜欢打乒乓球，我父亲就对我说，你要考到100 分才能打球，好，那我就努力考，5 门功课门门都是100；初中时大家都不去学校，只有我去，跟着老师一起写宣传文章，老师们都说我的文笔很好；上了大学之后，我一直是数学系的学生会主席，大三时还因为这个原因被选去经济系学习，成就了我一生的事业。
（整理| 本刊记者 罗影）
*1977 大事记：8 月12 日，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1510 人、代表党员3500 万人。会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情况，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 年最流行口号：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1977 年热词："哥德巴赫猜想"，这样枯燥的术语随陈景润的故事在这一年成为一个热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历经磨难的科学重获新生的重要信号，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开始了戏剧性的逆转。
*1977 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1977 流行座右铭："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成为当时青年激励自己的座右铭。
*1977 流行歌曲：《金梭与银梭》成了最流行的歌曲。
*1977 畅销书：《青年自学成才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