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9日，随着东星航空的飞机从武汉天河机场腾空而起，兰世立的旅游产业链条终于趋于完美。
“灭顶之灾”前寻找“救命稻草”
如果还没有转机，将烧尽他的老本和声誉，最后落个“国际巨骗”。
从想买飞机，到与世界巨头们洽谈，到最后签署合同，兰世立的“飞天梦”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但就在飞机即将首航的前夕，兰世立突遭“折翅”之痛。
在遭遇“封杀”的这些日子里，兰世立每天都揪着心在算一笔账：虽然头两个月的大部分机票已经卖出去了，但一架飞机每天运营成本30多万元，如果没有散客补充，每天的损失估计在8万元左右；而东星国旅原来每天销售机票300多张，按每张机票60-80元的代理费计算，每天又增加损失近2万元；另外，由于“封杀令”造成原计划的46个旅游团无法成行……据粗略估计，10天左右的直接损失就在200万元以上。
兰世立清楚地知道，两个月后事情如果还没有转机，天上的那几架紫色飞机将烧尽他的老本和声誉，最后落下一个“国际巨骗”的帽子。
“八个大人打一个小孩，还不准小孩哭！”在遭遇灭顶之灾前，兰世立开始寻找“救命稻草”。一方面，他主动去和这些航空公司进行交涉和沟通，商洽和解的可能；一方面，找到民航局和工商局等主管部门去反应和申诉，希望用行政的力量制止这种“非市场行为”的制裁。
对8大国有航空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兰世立坦言自己刚开始心里没有底，“感觉他们这么做有可能违法，但没有充足的证据和底气。就像遭受性骚扰一样，但这是你们两个私底下发生的事，你没有任何证据。而且，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算骚扰？我们就痛苦在这里。”后来，兰世立找到了民航总局颁布的47号令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其中明确规定：利用技术手段屏蔽对方电脑就是不正当竞争；采取不正当的经营手段迫使他人不与自己的竞争对手交易也是不正当竞争。随即，武汉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分局正式受理了东星航空公司的投诉，并进行专项调查。
在此次“封杀”事件中，媒体的监督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5月15日，即有媒体秘密参加了8大航空公司的会议，于第二天把信息爆了出来，引来这些航空公司的不满，并一度扬言要起诉这家媒体。而在5月20日左右，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批记者，专门为此事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明察暗访。在不久后播出的节目中，兰世立向外界呼吁：“这种行为不制止，这个航空公司就可能真的被封杀掉了！”
在《英才》记者采访兰世立的前一天（5月25日），湖北省民航安全监察办公室分别召集东星航空和武汉8大航空公司、30余位机票代理商开会，大家最后达到和解，为期10天的“封杀令”正式取消。
兰世立庆幸道：“我们只有一架飞机，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好在我们是新飞机，没有出现意外情况，否则后果难以收场。”
“一条小鱼”何以招致“大惊小怪”
他挟20架飞机的雷霆之势，“豪赌”未来数年快速增长的可能性。
表面上的剑拔弩张暂告一段落，但背地里的拳来脚往还得继续。这一切，无疑与武汉航空市场的逐渐开放从而导致的竞争加剧有关。
据有关资料显示，同为内地城市的成都机场，今年进出人次预计将突破1400万人次，而昆明已经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但武汉空港的旅客吞吐量排名一直在下降：从1997年全民航的第9名，一路下滑到2004年的第16位，今年预计为480万人次。这显然与武汉所处的中部核心枢杻位置严重不对称。
在这个发展缓慢的市场上，东航武汉公司经营“惨淡”。据报道称，从2002年8月成立到2004年底，东航武汉公司账面亏损达8700万元，这还不包括非典时期对其的税收减免和地方政府的巨额补贴。
但武汉机场待挖掘的潜力是巨大的。继中国的东西部开发以后，关于中部开发的呼声也愈加高涨。从去年初开始，“泛珠江经济圈”逐渐成型，以湖南、湖北、广西等内地城市为依托、联手港澳等地，辐射东南亚诸国。而武汉在此战略中的位置举足轻重。武汉现有的吞吐量肯定容不下兰世立的野心，他挟20架飞机的雷霆之势，是在“豪赌”未来数年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武汉是兰世立眼中的“潜力股”。
经营上的压力倒在其次，来自国营航空公司的垄断及挤压，让兰世立们颇为恼火。事实上，民营航空被国营航空公司联合抵制并非第一次发生：同样采用了“旅游＋航空”模式的上海春秋航空，在上海至烟台航线上推出199元特价机票，但仅4周就被迫取消；而基地在天津的奥凯航空在首航时，也曾遭遇过其他航空公司的联手抵制，面对重重压力。
兰世立并未一味寄幻想于政府的扶持与政策的平衡，他相信“实力才是一切”的真理，“等到民营航空有力量和他们抗衡时，垄断就自然可以打破了。”
有人责怪这几家航空公司竟为一条小鱼而大惊小怪，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考虑，其他航空公司对兰世立的紧张是有道理的。大家现在见到的只是鲸鱼一尾，等兰世立20架全新的空客A320飞机在武汉天河机场一字排开时，等兰世立不顾一切舍弃自己的旅行社、车队、酒店等利润来支撑东星航空拼价格战时，备感压力的该是这些国营航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