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数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根本转变，为世界人口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与此同时，随着积极就业政策的贯彻落实，劳动力市场的日臻完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逐步建立，劳动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就业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就业人数成倍增加。
一、人口增长步伐得到有效控制，极大地缓解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就业压力
生育水平明显下降，实现了人口总量的平稳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78年的18.3‰下降到2007年的12.1‰，年均下降0.2个千分点。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由1981年的82.4‰下降到2007年的37.5‰，年均下降1.7个千分点。按1990年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进行标准化后，一般生育率由1981年的86.6‰下降到2007年的47.4‰，年均下降1.5个千分点。
人口再生产类型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传统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转变。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这一历史性转变，速度快，时间短，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而发达国家通常需要上百年才能走完这一历程。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年的9625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9个百分点。自1987年起，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稳步下降趋势，2002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3‰以下，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200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又下降到6‰以下，我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时期。
（二）人口增量不断减少，缓解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
人口增速趋缓使人口增量不断减少。1979年至2007年我国年末总人口累计增加35870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237万人。 分阶段看，1979-1987年平均每年净增1449万人，1988-1997年减少到1433万人，1998-2007年进一步减少到850万人。2000年后，我国每年的净增人口一直保持在800万人左右，且呈继续下降趋势，2007年的净增人口仅为681万人，又比上年少增加11万人。
据估算，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全国少生4亿多人，使中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时间都推迟了4年，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这期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到2007年的20.1%，中国人口年增长占世界人口年增长的比例也从1982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中国人口增量的下降为世界人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口增量的下降也使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人数明显减少，极大缓解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目前，城镇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在1000万人以上，劳动力供大于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面临的矛盾。如果没有有效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我国至少还需要多解决4亿人的就业问题，这不仅会使就业供求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会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三）抚养比持续降低，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由于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使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都显著下降，极大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
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07年的19.4%，年均下降0.6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61.5%上升到2007年的72.5%，年均上升0.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8.1%，年均上升0.1个百分点。人口少儿抚养比从1982年的54.6%下降到2007年的26.8%，下降幅度超过50%，年均下降1.1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从1982年的8.0%上升到2007年的11.2%，上升幅度为40%，年均上升0.1个百分点。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远低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因此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下降幅度约为40%，年均下降1.0个百分点。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即每5个劳动年龄人口只需负担不到2个少儿和老年人口，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161，1.45，0.91%，吧）时期。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负担较轻，还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和较强的社会需求，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非常有利。
二、人口素质明显改善，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劳动力资源
（一）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人口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我国人口总体健康状况有了极大改善。
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历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1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37.6‰，1990年下降到32.9‰，2000年又下降到28.4‰，平均每十年下降4.6个千分点。200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4.3‰，比2000年下降了4.1个千分点，下降速度明显。 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1981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7.8岁，2005年提高到73.0岁，提高了5.2岁。其中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66.3岁提高到2005年的70.8岁，女性从69.3岁提高到75.3岁。2005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7岁，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为65岁，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仅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人均受教育年限大幅增加，劳动力素质整体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大量增加，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1982年，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2年，相当于小学六年级水平，2007年提高到8.2年，比1982年整整提高了3年，已经达到初中三年级水平。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明显缩小。1982年，我国男性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2年，女性为4.2年，男性比女性多2.0年；2007年，男性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到8.7年，女性增长到7.7年，两性差距缩小到1.0年。
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整体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我国1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07年的8.4年，提高了3.1年。其中男性从6.5年提高到9.0年，提高了2.5年；女性从4.1年提高到7.8年，提高了3.7年。
（三）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大幅上升，专业技术人员大量涌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和各种成人教育迅速发展的影响，我国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迅速增加。2007年底，我国总人口中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占12.6%，比1982年的6.6%增加了6.0个百分点；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6.2%，比1982年的0.6%增加了5.6个百分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快速提升。1982-1990年，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6%提高到1.4%，年均增加0.1个百分点；1990-2000年从1.4%提高到3.6%，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00-2007年从3.6%提高到6.2%，年均增加0.3个百分点。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大量涌现。2007年，城镇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达到3314万人，比1999年增加253万人；专业技术人员占在岗职工的比重为29.0%，比1999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增长较快，2007年比2003年分别增长了38.2%、21.6%和21.2%。
三、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基本形成，积极就业政策卓有成效
（一）就业体制从“统包统配”走向市场调节，就业总量成倍增加
1、实行“三结合”就业方针，成功解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这一就业管理模式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情况的不断变化，这种体制带来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越来越严重。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就业渠道狭窄，知识青年返城达到高峰，城镇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尖锐。据统计，1978年和197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达到5.3%和5.4%，登记失业人员分别达到530万和568万人。为解决大批知识青年和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1980年中央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志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考试大 在这一政策推动下，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鼓励青年组织起来发展劳动服务公司，以及自谋职业、创办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等措施，城镇就业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到1982年，全国多数地区基本解决了1980年以前积累下来的包括返城知识青年在内的城镇失业问题。1985年，我国城镇就业问题进一步缓解，城镇登记失业率从1978年的5.3%下降到了1.8%，创历史最低。“三结合”就业方针不仅解决了当时我国城镇严重的失业问题，也启动了我国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改变了人们的就业观念，促进了我国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2、打破“铁饭碗”用工制度，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
“统包统配”的固定工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养成了职工的“铁饭碗”意识，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发挥。为改变这一弊端，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有企业劳动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决定改革企业用工制度，规定国有企业招工一律实行合同制。这一改革确定了企业用人的主体地位，打破了企业职工能进不能出的限制。1992年，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国有工业企业用人不受时间和数量的限制，进一步推动了国有企业用工进入劳动力市场。1995年《劳动法》实施以后，劳动合同制得到全面执行。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也开始了改革。1989年开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1993年，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目标。1998年6月，中央提出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新时期就业方针。这一方针明确了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的作用，确定了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用人主体的地位得到确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基本形成，劳动力流动开始突破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割，市场导向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体现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