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漠视鲁迅的存在

李林荣

放宽眼界回望历史，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30余年间，用创作和翻译并重的方式，在文艺、学术和思想的天地里深耕力拓，开辟从中国感知世界、从世界审视中国的崭新精神视野，是当时文坛学界前沿的一代有识之士志业所向的共同选择。置身这一历史背景中的鲁迅，显现出的迥异于他人的特质，不在于某一局部点滴的收获，而在于贯穿始终的全程坚守和在坚守中未曾稍有松懈的自我警醒、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

遗憾的是，详察迄今已逾90年鲁迅研究史，在描述和阐释鲁迅著译实践中的倔强坚守和严苛自省这两重情态的问题上，尽管众语喧哗、声浪高亢，但能体现知人论世的足够耐心和充分诚意的说法，还不多见。无限拔高的神化、圣化和蓄意扭曲的丑化、妖化，这两种貌似极端对立的思维惯性，在鲁迅研究的这一领域，合流为对历史人物、历史文本及其具体生成情境的生硬割裂和蛮横简化。

从中国与世界交互对观的双焦点视域中，展开自己的文学事业与思想生涯，这对鲁迅来说，并非一种纯粹自由主动的选择。不纯粹的自由主动，实质上也就是不自由的被动。施加这种不自由的被动压力的主体，正是鲁迅面前的那个时代和社会。

步入新文坛之后的18年里，鲁迅创作、翻译的产出日益密集，为相关书刊的编辑，投注的心血和时间也越来越多。但在思想议题和体裁类型的涉猎范围上，蔚成大家的鲁迅一直没有离开自己在日本初涉文坛之际的选择。坚守自己青年时期发现和确认的思想议题，在鲁迅这里，更多地是源于一种对未获解的疑问难以释怀的理性诚实。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明白：过去时代提出的许多问题，早已不被当作问题，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已被彻底解决，反而恰是因为它们从未被解决，于是只好被假装遗忘或者作“被失效”处理。鲁迅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问题，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改造国民性。用鲁迅年轻时候的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普遍缺乏诚和爱的局面。

带着这个问题，鲁迅把自己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小说和杂文，都全力集中到了揭弊端、求疗治的方向上。相应地，在拣选翻译的作品素材时，鲁迅也有意避开了那些自诩或公认的高大上国度的高大上作家作品，多去搜求饱受蔑视的弱小民族和广遭非议的新兴国家的优秀作家作品。事实上，中文译本就是专译给中国人读的，都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更进一步讲，翻译和创作，在鲁迅改造国民性、增进国民精神的诚与爱的文化工程里，也是一体之两面，其共同点都是从病灶施药、自低处发力，舍高渺完美的理想主义于不问，拒先挂蓝图后上路的意图伦理于度外。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鲁迅、如何评判鲁迅的毕生之问和他为此所做的一切，现在，我们都依然得和他一起，承受一个各人心底的诚与爱都尚有不足的时代。身处此时此地，我们可以断定的，不是鲁迅之于眼前这一时代的意义，而是我们还没有抵达可以漠视鲁迅的时代高度。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