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天成 汪曾祺

李辉

认识汪曾祺先生很早，应该是30年前我刚到北京工作后不久。我保存有他的一份手稿，《<朱光潜先生二三事>是一篇好文章》，大约写于1986年，算算也有26年了。

当时，我在《北京晚报》编辑副刊，发表了一位老中医耿鉴庭先生的文章《朱光潜先生二三事》，汪曾祺读后，极为欣赏，很快给我寄来他的读后感。一见手稿，爱不释手。他写得讲究，清新、淡雅，如山溪自然天成，潺潺流淌，携两岸野草山花芬芳气息，少有烟火味。文字略有修改，却处理得干净利落，丝毫不减文稿整体美感。

因标题字数太多，记得发表前，与之商量，他同意改为“一篇好文章”。为何对一篇界外人士的文章如此关注，极力推荐？应是在他看来，其文体现了他所推崇的文学观。汪曾祺作文，历来追求自然天成的境界，不张扬恣意，不故作姿态。他在《一篇好文章》中这样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没有作家气。耿先生写得很自然，很亲切，不矜持作态。耿先生没有想在文章中表现自己（青年作家往往竭力想在作品里表现自己的个性，使人读了不大舒服），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耿先生的人品，谦虚、富人情，而有修养。”

富人情，有修养，这其实是汪曾祺从恩师沈从文那里承继的一种美学意义上的为人之道、作文之道。在沈从文与汪曾祺的作品中，我们读得出文人气息的恬淡、悠远境界。这一境界，其实并非故作高深，而是基于信奉一种艺术需要节制的文学观。汪曾祺说：“有感情而不外露，乃真有感情。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好处是完全没有感伤主义——感伤主义即没有那么多感情却装得很有感情。”在这一点上，汪曾祺可说是当年“京派文人”最好的传人。尤其是在“文革”之后，因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等剧的创作，他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波折，对从事文学创作之初的体验有了更深的理解。他重新回归自己所推崇的艺术本真，在适应寂寞、享受恬淡之中，走进了最后的创作高峰。

后来，我与汪曾祺的来往就多了。去他的蒲黄榆家中，和他聊天，看他挥毫写字绘画。我曾专门请他讲沈从文，讲萧乾，讲西南联大的往事，并专门整理一篇《听汪曾祺谈沈从文》。1990年，我为一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世界名人画传，约请一批名家撰稿，我特地请他写《释迦牟尼传》，他虽勉为其难，最终还是应允，写出几万字的佛祖故事。后来，我颇觉得此举过于唐突，干扰了他的创作习惯，一直为之内疚。

1993年，我主编“金蔷薇随笔文丛”二十种，请他加盟，他编选一本，题曰“榆树村杂记”，取居住的蒲黄榆之义。我为此书写一点评：“酒至微醺状态，他会变得尤为可爱，散淡与幽默天然合成。他的文章从不雕琢，如清风一样轻盈飘逸，读起来更让人陶醉。他不仅仅表现出一个小说家的才能，用炉火纯青的白描，描绘人与景；他也是一个学问家，散淡的文字背后，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文化气息。”

最后一次见到汪曾祺，是在1996年冬天。他的老友黄永玉先生旅居香港十年后首次返京，几位热心人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举办两次大型聚会，其中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天，我与汪曾祺同桌。他的脸色看上去比不久前更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酒，白酒或黄酒，酒过三巡，兴致愈高，满脸可爱。那天只有啤酒，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参加聚会的多是美术界人士，汪曾祺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

不久，便传来他去世的噩耗。他走得太早，还不到80岁，本可以写出更多作品。一肚子的故事，挥洒不尽的见识，他人如何学也学不来的文字功夫，他把这些都带走了。多可惜，他连一本完整的回忆录都没留下。

（选自《人民日报》，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我喜欢看这部杂记里的文章，质朴的语言，平和的心态，以及时时造出的天真和风趣，让我在轻松愉悦中受益。认识到作文可以质朴如斯：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田娟华《作文可以质朴如斯——读汪曾祺<榆树村杂记>》）

②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世界是喧嚣的，我们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汪曾祺《无事此静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