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置疑地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瞬息万变，进入了我们现实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视觉文化转向”，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消费型社会更加强化了建立在影像基础上的文化，越来越多的图像加速“挪用现实”，社会几乎被图像“绑架”。复制技术让影像的生产和消费不仅高度繁荣，而且正越来越自主化。传统社会，人们欣赏艺术是主体的自觉行为，在数字时代对数字技术所批量复制生产出来的视觉形象，人们是因拟像世界的围剿而不得不去关注与传播。这些视觉形象是符号，而不是传统的艺术。艺术审美的韵味被数字时代拟像世界的“奇观”所带来的震撼悉数替代，人们逐渐习惯于被动地被图像所逼迫，而不再有意识地、自觉地去选择欣赏的对象。随之而来的便是即时审美的冷漠与疲劳。

图像作为表述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欲望映像，强化了人类根深蒂固的自恋情结——人类的自身经验被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满足人类意愿的观看的对象。数字时代既能生产图像，又能消解图像（泛滥的PS技术便大大提升了图像的虚拟化程度，将图像随意拼贴、篡改、美化）。于是各类恶搞、戏仿、游戏、虚无主义、道德主题等杂糅在一起，图像的表述失去目标与信念，人成为空洞的能指。图像和信息符号正在成为我们了解现实的主要来源。数字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复制和仿造了的世界中，对真实的证明是那么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掌握的一切都只是复制品而已。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广告、影视、信息爆炸所笼罩着，并置身于“超现实”之中：虚饰成了现实的核心，艺术因此表现为无处不在。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高悬于现实之上的精致的精神活动，艺术被符号统领，泛化为日常的一种基本审美和即时审美。

数字时代，技术作为“物”的存在逻辑已经让位于“物与人相互融合”的逻辑，即技术的人文性。随着人类对于机器以及对于机器与人类之间变化着的关系的认识不甚了了，人类对机器产生恐惧与敌意。事实上，我们不断与机器分享空间，并与之相互依赖。数字时代，网络似乎在构筑人类与机器的边界，但又不断让技术更吸引人，让人与机器更加唇齿相依。

艺术主体由此经历了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机器和技术的介入，使传统艺术家的中心和霸权地位被严重消解与解构，数字化网络使艺术家的中心身份模糊。发送者和接收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绝对界限已不复存在。

比特打造的“数字化境遇”为人类诗意栖居营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超现实氛围，逐渐走向成熟的虚拟现实技术，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之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表现也逐渐成为可能。“数字人格”“技术理性”使主体变得越来越自由，也变得越来越肤浅与模糊。艺术本来是虚实相映的，文化则来自虚幻形象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数字时代，却出现了用虚幻的形象代替一切现实、用形象化生存代替真实生存的趋势。

数字时代，技术创新带来了文化和艺术权力的场域重构，离艺术自律论越来越远的大众文化，重新定义了我们对艺术的认知。艺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在变，但每一次变，都带着数字时代的深刻烙印和脱胎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大众文化的局限性——其目的性、狭隘的功利主义、醉心效率的工具性以及非人性化的表演性，均在失去艺术自律的道德参照后，愈演愈烈，滑入失控的边缘。“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和自由的丧失”……这一切，都让我们熟悉的“艺术”面目全非。数字时代的艺术生存，已无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独辟蹊径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诗意而澄明的世界。

（摘编自王菱《数字时代的审美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