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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如何看待被治疗者的言语行为本身,这一问题又直接决定着治疗师企图在对方言语中倾听到的内容。之所以不同学派的治疗师对同一治疗者的症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差异。
在精神分析理论指导的治疗过程中,被治疗者的言说被治疗师理解为失去其原初所指的能指链;被倾听为无意识的所指经过置换而改装成的迷语或寓言;被认为是被治疗者真诚的谎言。治疗师集中精力凝神倾听的,是被治疗者言说链的裂缝(如言说中的停顿,前后矛盾、语误、某些值得注意的用词和语气等等),并在此搜寻通往无意识中真实话语的蛛丝马迹,推测并最终捕获其被遮蔽的所指,破解其谜语。
如前所述,压抑导致的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使心理愿望完成了由意识进入无意识的第一个转换。治疗过程则相反,它通过治疗师引导被治疗者一点点地回溯过去经验,体验自己话语中能指和所指的错位,并在治疗过程中不断把能指向原初所指的方向移动,从一个层面追溯到另一个层面,从一个能指链追溯到另一个能指链,直到最终找到那个曾被失去联系的所指,并在话语中重建二者的联系。一但如此,无意识的话语被患者翻译为意识的话语,患者必然在意识与无意识的平面上对过去经验进行重新解释。这样,导致患者症状性痛苦的所指就还原为它本来的心理功能,成了患者过去经验中的一个生活事体(尽管它仍然可能是痛苦的),而不能以隐蔽的过分在场的方式影响患者的心理生活,症状就随着压抑一起被消解。
语言与无意识话语类似的运作机制隐喻和换喻的存在,使精神分析学家运用的“自由联想”技术获得了它的全部价值和其存在的理由。不但如此,它还决定了治疗师在治疗中言说的方式。治疗师在治疗中不能直喻地向被治疗者言说自己对对方症状的理解,因为直喻的话语难以从外部越过被治疗者的压抑机制,替代被治疗者消除压抑。治疗师只能通过隐喻和换喻的言说方式,推动被治疗者自己完成对自己的治疗过程。例如,在上述个案中,该患者在治疗中谈到自己少女时代一次无意识和某男生目光相遇,感到对方目光异样,内心震动。
笔者(甲):“那么,你心里对他……”
患者(乙):“我佩服他。”
甲:“佩服……”
乙(沉默良久):“也许……当时有点爱他。”
甲:“也许?”
乙:“我习惯这样说话。我从来都是说也许的。”
甲:“刚才你说,你佩服他,却没有说你也许佩服他。”
乙:脸红。
因此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学家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充当着四个角色:听者、译者、他者、“桥牌明家”(celui du mort)[12].所谓“桥牌明家”,即如同桥牌游戏中充当明家的一方,在牌局开始前向自己的对家全部摊牌一样,分析学家在分析开始时,就向前来准备进行分析的人摊开自己在分析中所起作用的全部底牌:不介入、不干预,仅充当处在分析状态中人的人话语的镜子,而整个分析过程,实际上是由处在分析状态中的人自己完成对自己话语分析的。尽管以精神分析理论指导的咨询治疗,在技术操作上与分析过程在时间、进程安排、分析深度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与被治疗者的互动关系比前者明显,但治疗师无论用何种方式干预,都同样必须坚持让被治疗者自己完成由无意识话语向意话话语翻译的原则。
二
认知治疗学派对被治疗者的言说持有全然不同的理解。这使得这一学派的治疗师对来访者的症状与精神分析学派相比有不同的解释,以及两派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风格迥异的言说与倾听方式。我们以这一学派很有影响的咨询方法“合理情绪疗法”为例,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艾利斯(A.Ellis)认为,在人身上理性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同时并存。当人用理性的观点和方式去看待外部世界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并调节、控制自己行为时,人就处于一种快乐、富有竞争精神、有所作为的合理情绪状态,人的心理是健康的。反之,当人的非理性、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及观念占了上风,由此又产生了难以摆脱的不合理的情绪困扰,而这种状态又导致了人对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时,人就产生了心理障碍。[13]在健康及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产生及保持的过程中,艾利斯都关注着语言所起到的作用。
艾利斯认为,使用语言是人类的特性,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思维都常常运用内化语言进行[14],导致二者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化语言所言说的观念本身是否合理。艾利斯认为,通过语言,人们的信念体系本身接纳并内化了某些不合理的观念;通过内化的语言重复地言说这些不合理的观念,又导致了心理障碍的产生。由于这些观念通常包含了衡量生活事件的武断、教条式的评判标准,因此当人们用这些不合理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外部生活事件及自身的内心世界时,会做出各种不合逻辑的假设,这又导致了不合理的情绪困扰,这样就构成了完整的症状表现。在艾利斯那里,语言通过言说不合理的观念这一中介,与症状联系在了一起。
运用合理情绪疗法的著名临床心理学家郑日昌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与笔者前面论述的个案在症状表现上类似的一个案例,由此清楚地显示了合理情绪疗法治疗师是怎样理解语言与症状的关系的。郑先生接待的被治疗者是位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20岁。在她担任团干部期间,曾给一位男同学写过一封信,鼓励其多参加集体活动,此事后来为同学所知晓,被同学当众开过玩笑。此后该同学便对学校生活形成恐惧,自觉被人瞧不起,责怪自己做了蠢事,不愿再去上学,后在其母亲陪伴下前来咨询。[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