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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如何看待被治疗者的言语行为本身，这一问题又直接决定着治疗师企图在对方言语中倾听到的内容。之所以不同学派的治疗师对同一治疗者的症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差异。
根据艾利斯的观点，郑先生认为该女生给男同学写信并被同学们当众开玩笑这一生活事件本身并不是她产生心理障碍的直接原因。事实上，是她对众人知道她给男同学写信这一事件的认识——如认为别人会记得此事，自己被人瞧不起——导致了她的恐怖情绪。这一不合理的认识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不合理的评判生活事件的标准：“我不能做蠢事，因为人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犯错误”。
艾利斯认为，人是有能力了解自己的缺陷的，人也能改变自己儿童期内化而来的基本观念与价值观，并且能向自我失败的趋向挑战。因此心理治疗的实质，就是咨询师通过与被治疗者谈话，使被治疗者领悟到自己信念体系存在的那些错误观念，改变其人生哲学，以合理的观念取代其不合理观念，从而产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的过程。
在这一工作假设下，郑日昌先生在了解基本情况，确定问题之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与被治疗者不合理的观念进行辨论上。如：
（郑）甲：“我还想了解一下，你对自己做过这件事以后，怎么想的？”
（女生）乙：“我太不应该了，我这人太笨、不会想那么多，当时只想自己是好心肠，没想到更多的，我后悔死了。”
甲：“想把事情办好是对的，你是不是必须一定要办得好呢？有哪个法典上这样写着吗？”
乙：“没有，谁也不是完人。”
甲：“那你对自己要求是不是太完美了呢？”
乙：“你说人不应该追求完美吗？”
甲：“我们办什么事情，可以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去把事情办好，但是，不一定要求自己办好每一件事，如果不能接受自己可能犯些错误的话，这种绝对化的要求就不现实，不理智了。”
乙：“你是说理想和现实要求要分开，是吗？”
甲：“可以这么说吧！总之，你现在不愿去上学，害怕和同学交往，责怪自己，心情也不好，并不是直接由那件事引起的，主要责任是在于头脑中那些想法。如果你认为这件事在你这儿绝不应该发生，别人知道这件事你就绝对受不了的话，那你的想法就不理智，不符合逻辑了，由此影响到你的情绪和行为。你现在通过我们刚才的讨论，该知道什么样的想法、观念才是理智的、符合逻辑的了吧！”[16]
从治疗师在治疗中与被治疗者的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合理情绪疗法的治疗师对被治疗者的言说所持的与精神分析学家全然不同的态度。
首先，在合理情绪方法对症状的理解中，并未给精神分析学家强调的“压抑”的心理机制留下位置，这样，就必须设定被治疗者话语的构成部分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并相信被治疗者是以直喻的方式在言说。因此合理情绪疗法设定被治疗者是在言说着自己的心理真实、认为该生对学校生活恐怖的情绪体验确如她所说由自认为的“蠢事”导致，而不象精神分析学家那样把患者的言说看成是由真诚的谎言所构成的谜语的谜面，症状性的情绪反应应是这谜面下隐藏的谜底所致。
以上这一根本的区别直接决定了两学派治疗师在心理治疗中力图想要倾听的不同内容：精神分析学家企图倾听的，是言说者话语中能指与所指的错位，并探明被遮蔽的真实所指；而合理情绪疗法治疗师所致力的，是言说者能指与所指对应的叙述中的非理性成分，并探明导致这种结果的不合理的核心信念。
上述差异又必然导致了两学派治疗师对自己在治疗过程中角色的不同认同。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自己仅充当处在分析状态中的人话语的一面客观的镜子，相信对方必须，并且也有能力自己完成对自己话语的由无意识到意识层面的翻译；而合理情绪疗法却认为治疗的性质是教育性的，治病师以指导者与教师的身份言说，被治疗者处在学习者与学生的位置接受治疗师的指导。
在言说方式上，精神分析学家只能用隐喻的方式对处在分析状态中的人进行暗示；而从郑日昌先生与被治疗者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疗师以直喻的方式言说。他通过主动向对方挑战，和对方展开辩论，使对方不合理的观念得到暴露，从而被对方所领悟，以达到其改变人生哲学的目的。并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和被治疗者双方都在意识层面操作。而精神分析学家与此不同的是，他总是期望通过对方话语中能指链的缝隙，力图抵达对方心理的无意识深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勿庸置疑的结论：心理治疗实则并不存在纯粹的倾听与言说的技术。任何一种倾听与言说的方式，都建立在不同学派对症状不同工作假设的理论背景之下。在具体治疗实践过程中，治疗师从被治疗者言说中试图倾听什么，是远比一般心理咨询指导手册中所提出的治疗师必须“耐心、关注”这样的倾听态度更为重要的问题。
祝您考试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