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
许多外地的人才很想到上海工作，但上海的白领却宁愿放弃工作，到外地去生活，这无异于一场“围城”。这种现象在学者眼中是白领择业观和生活观的变化，对社会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真的如此吗？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
道理很简单，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在笔者看来，并非是出自个体本意的选择，相反，是社会压力下的产物。当白领成为一个“地摊者”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什么进步吗？“消除焦虑、减缓压力”是白领移居的原因，这样压力下的行为，与择业观并无必然联系，很可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从深层次上说，这是白领阶层“出逃”倾向的写照和中产阶层日益焦虑化、脆弱化的折射
因此，与其说这是社会的进步，不如说仅仅是学者在书斋中的想象，更是对白领阶层遭遇的社会困境熟视无睹的表现。表面上优厚的薪水和巨大生活压力、风险预期的不成比例，让白领阶层的焦虑有升无降，由此产生的“易碎”心理，难道不值得正视吗？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既可以让那些社会底层群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并成为阻遏他们向上流动的经济瓶颈，当然也会时刻威胁着中产者看似体面风光的生活，蚕食乃至吞噬他们所谓的高薪，使其备感生活的易碎。 与“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相联系的一个数字是，我国社会的中产阶层的认同意识正在下降，甚至比10年前的认同度还低，并且有关研究表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间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遁入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也有学者从统计学上验证了中等收入者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在笔者看来，正是认同危机的产生，导致了白领的“出逃”倾向。
更进一步说，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是白领阶层对对未来不确定性恐惧的显现，因为当下的中产阶层面临的道路非常狭窄：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当二者都不可得的时候，“出逃”似乎成了各湖个体理性的一项选择。
“进步论”是对白领“出逃”实质的遮蔽。事实上，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的背后是社会分层弊端的集中显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和下层占有很少的社会资源份额，占人口少数的上层和中上层垄断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这种两极化趋势严重限制了中产阶层发育和成长：一方面强势精英群体垄断的资源过多，攫取了本应当由中产阶层等其他阶层占有的资源份额，另一方面弱势阶层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和现有政策体制的束缚，不能顺利实现向中间阶层的社会流动。如此以来，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就是合乎逻辑的了，更可怕的是，对我国大城市的白领来说，移居外地恐怕仅仅是个开始，最终的梦魇并未来到。
有人指出，“如果说中国经济算是奇迹的话，那么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这些拿着微薄薪水艰难度日却又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而不懈奋斗的无数中国人……”而笔者以为，如果白领“出逃”算是进步的话，那么，创造这种进步的人能靠焦虑度日吗？那么，有什么理由用社会进步来粉饰“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呢？又有什么理由用择业观和生活观的变化来遮蔽现实的弊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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