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本事件”作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标志性事件，已经两年了。虽然掌管铁本的戴国芳以偷税漏税罪被拘捕，但至今铁本案迟迟没有开庭审理，铁本的后遗症依旧是笼罩在中国民营钢铁业上空的阴霾。
民营钢铁巨头们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一边是越来越薄的利润，一边是越来越紧的政策。是进是退?是坚守还是放弃?足生存还是死亡?这或许是他们眼下最为复杂、困惑的难题。
2005年7月国家颁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外界称之为“钢铁新政”，它使国内大多数民营钢铁企业面临生死考验。与之相对照的足，中国国有钢铁企业在此前后上演了一连串的并购大戏。中国第二大钢铁集团鞍钢和排名第五的本溪钢铁集团组成“鞍本钢铁集团”，欲做全球老三；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米塔尔并购华菱管线；全球矿业巨头BHP收购安阳钢铁……
进入2006年，购并风头愈刮愈烈。有专家预测今年将是中国钢铁业“结婚年”。2月全球第二大钢铁集团阿塞洛正式牵手莱阳钢铁；3月全球第六大钢铁集团宝钢与八一钢铁集团正式签署战略框架协议；米塔尔欲参股包钢……扑面而来的重组阵势，让民营钢铁的未来走势更加扑朔迷离。
谁的“胃”大，谁就是“钢老大”。中国钢铁业面临的状况一如100年前的美国钢铁业，那个时代的钢铁大王JP摩根，他所代表的“摩根化”，是至今还被延用的并购代名词。钢铁业所操控的巨额资本和滚滚而来的现金，让无数企业家为此赴汤蹈火。
对于民营企业“入侵”垄断业，业内普遍认同这是大势所趋，因为任何垄断都足以低效率和高成本为代价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才会有最大限度的创新。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无论足我们自己还是世界各国的教训都无可争辩的事实指示出：政府过多地干预，常常扼杀民间非凡的创造力，使得经济没有效率和活力。”
在民营钢铁生死攸关的时刻，《英才》于今年两会期间，独家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又是民营钢铁巨头的建龙集团的张志祥和西洋集团的周福仁，在钢铁业的新一轮盘整中，他们看待钢铁业的眼光和决策似乎更具有长远的市场价值。
“炉搞钢铁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2002年江苏常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向“民营第一钢铁企业”当家人沈文荣咨询铁本钢铁项目时，沈文荣给出的答案。
同年10月，身居东北的西洋集团兼并了海城钢铁厂，宣布斥资30亿进军钢铁业，这是西洋集团董事长周福仁第三次进军钢铁行业。
次年有着国内第二大民营钢铁企业集团之称的建龙钢铁在宁波的钢铁项目立项。
2004年，“铁本事件”爆发并席卷了整个钢铁行业。由此沈文荣进一步领悟了搞钢铁企业的不容易，宁波建龙因被扣上了“铁本第二”的帽子而变得焦虑，而此时的周福仁则收购了冶金部重点企业宁夏恒力集团所有23．09％的股权，为西洋集团投资钢铁业又布下了一枚棋子。
2006年4月，“铁本事件”余波仍在，但这并不能减缓民营钢铁巨头们扩张的步伐，只是无法驱散他们心头的彷徨：未来的产业之路究竟该如何走。
铁本死了，其他民营钢铁企业的生存状态又如何?
难产的“准生牌”
那些仍在民营钢铁行业潜伏行进的“企业家们”显得有些生不逢时。
铁本东窗事发后的第二天，周福仁才得到消息。在这之后，铁本方面还有人专门找过西洋集团，希望西洋集团能出面收拾铁本残局。而实际上，正在到处寻找猎物的周福仁也派人奔赴江苏实地考察，调查的结果是“江苏不是这个态度，政府没有这个意思”。
这正是周福仁冒险主义的一个体现，在别人都纷纷退却的时候，他仍然选择了试探性地进攻。2004年，宏观调控使得整个钢铁行业风声鹤唳，而就在这个关口，周福仁入驻宁夏恒力，继续构建钢铁产业布局，而当烫手的山芋铁本递过橄榄枝时，周福仁依然是硬着头皮前往。
“我没有动摇，是背水一战，我如果三心二意就完了，我只有坚定不移地上，然后才会去创造条件。如果我创造条件的信心都没有了，那就彻底完了。”事隔两年，周福仁不觉得后怕。
但“铁本事件”教会了周福仁一样东西，那就是低调。从2004年的下半年到整个2005年，西洋集团给外界的印象是没有什么动静，周福仁说自己刻意拒绝了大量的媒体采访以减少曝光率。“什么主动宣传，一点儿也没有，不管做什么，都不提钢铁。”
为此，周福仁还专门总结了一些说话技巧，比如上100万吨的项目就说成10万吨，要少说多干；跟上面领导开会的时候不提钢铁等等。“过去干10万吨非得说成20万，是为了扩大影响，求得领导的政治支持；而现在就要研究怎样偷偷把事情干出来，不要到处说钢铁，讲钢铁就麻烦了”。
同样处在“铁本”后遗症当中的宁波建龙，由于项目被叫停，也不得不作出适当调整。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澄清铁本与宁波建龙的本质区别，在身份上先取得外界的认可，然后再与政府斡旋。张认为，根本不存在“铁本第二”的说法，铁本与宁波建龙二者之间并没有可比性。宁波建龙立项较早，各方面都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尽管在项目进程中，有一些疏忽和纰漏，但总体上讲，宁波建龙是一个“干净”的项目。
“铁本没有资源、没有经验也没有实力；而建龙是天时地利，就差人和。”建龙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对《英才》记者说。
自始张志祥就一直努力寻找在宁波建立钢铁项目的政府意图，希望能以政策的延续性来为宁波建龙正身。
“在宁波建设钢铁厂这在20年前就由小平同志提出了。早在上世纪日0年代，邓小平接见香港船王包工刚时，包就提出要在宁波建一个大钢厂。后来小平同志也有批示，‘支持宁波办钢厂’。多年来，宁波市也一直提倡‘以港兴市’、‘临港大工业’的思想。”
在张志祥的历史论证中，宁波市过去曾得到过当时国家计委的立项批准，只是资金、技术等因素制约一直没办成。所以，宁波建龙项目是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
不管张志祥如何为宁波建龙辩护，铁本死亡所带来的影响力都远远大过了张志祥的逻辑论证，一张被称作资质的“准生牌”使得宁波建龙挺着一个大肚子不能顺利分娩。
对于建龙的资质，据张志祥介绍，建龙集团早在1999年就正式进入到了钢铁产业，之后的几年，通过不断地兼并、重组一些困难的小型国有钢铁企业，规模迅速扩大，销售收入从1999年的2．43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146．97亿元；总资产也从1999年的1．53亿元增长552005年的164．33亿元，增长了107倍；2005年的钢铁产量为501万吨，已经跃升至仅次于另一民营钢铁巨头沙钢集团的第二大民营钢铁集团。旗下拥有13家子公司。
的确，如果单从以上数据来看，建龙集团已经完全可以以事实代替雄辩，甚至可以使政策动恻隐之心，网开一面。但从政府管理部门看来，宁波建龙则是另外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