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曾以首篇地位刊载了李景端先生的《当前翻译工作的问题和呼吁》一文，列举了我国翻译界当前面临的四大问题，读之令人既扼腕叹息又擎节称赏。李文所提的四个问题中，第一个，也即首要的问题是：全社会还没有真正认识翻译的重要性，因此翻译工作和翻译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地位、待遇、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归口管理等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一个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问题。2001年第4期以首篇地位刊出的谢天振先生大作《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以下简称谢文)，在列举了三大误区之后的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国内翻译界，一方面抱怨翻译地位低，不受重视，但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轻视翻译研究，更轻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殊不知，只有通过真正学术层面上的翻译研究，通过严谨的理论层面上的阐发，翻译的性质才能被人们真正认识和理解，也只有这样，翻译才能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并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谢文的这一结论来自作者指出的国内翻译界所陷入的三大“误区”。这些“误区”是否存在呢?
谢文说：“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但接下去却又说“怎么译”的问题“对西方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已经基本解决了，对我们中国而言，至迟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决。”既然如此，这个“误区”在“国内翻译界”应该已不存在，至少已非主流。而且就我所看到的不多的翻译研究文献而言，“国内翻译界”也早已有许多学者“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研究翻译。”因此，我觉得“国内翻译界”还存在这第一个“误区”的说法似有无的放矢之嫌。
谢文又指出：“第二个误区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总认为只有自身翻译实践过硬的人才有资格谈翻译理论，否则就免开尊口”—这样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把翻译理论仅仅理解为对‘怎么译’的探讨……”这样的看法当然也是片面肤浅的。但是把理论和实践隔离开来，不重视理论的实践意义，同样是片面的，或者甚至于可以说是有害的。实际上谢文也说翻译理论有“指导实践”与“认识实践”两种功能，不论哪一种功能均与“实践”不可分，因此，一般说来，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我想是没有错的，称之为“误区”，我很难想得通。
谢文说的第三个“误区”是：“在谈到翻译理论或翻译学习时，习惯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从而忽视了理论的共通性。”
早在1986年中国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姜椿芳会长就提出：“在探讨翻译理论方面，我们既要认真吸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更要创立自己的学说。我们翻译界的先驱和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也要在其基础上前进和发展。”(《中国翻译》1986：4)我觉得，“国内翻译界”这10多年来总的来说是遵循这一“继承，融合，创立，发展”方针的。许钧教授在《切实加强译学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一文中写道：“我一直主张应该促进中外译论的交流，而不应该相互隔绝，相互排斥。 应该看到，近5年来在中外译论交流方面，中国翻译理论界采取的是一种十分积极的姿态，也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中国翻译》2001：1)因此，我认为，就整个“国内翻译界”而言，并不存在这第三个“误区”。有学者主张我国译论“自成体系”或“有中国特色”，但这不等于主张拒绝一切外国研究成果。 我们现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我们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国外一切于我有益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说“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其“后果”又何至于严重到“强化了民族偏见”?
我无意(也无此学力)对谢文作全面的分析评价，谢文主张重视翻译理论的研究，有许多精辟的论点，有些分析相当深刻，这是我完全赞成和钦佩的。在学术上不同观点的存在和争论也是正常的，是好事。但我确实不同意他文末的结论：翻译不受重视乃由于“国内翻译界”轻视翻译理论研究的缘故。国际翻译界几十年来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谢文对此备极推崇)，是否西方社会已普遍对翻译工作有了足够的重视呢?我看到过的一份材料说，全世界各国翻译稿酬低于创作仍是普遍现象，只有欧洲一个文化发达的小国例外。 可见谢文的结论是缺乏根据的，是脱离实际的。
我认为翻译在全社会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根本原因还在于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特别是在我国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尚未为全社会所认识。所以“国内翻译界”要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解决李文中列举的四方面的问题，只有靠自己的团结和努力，靠自己的具体行动。翻译工作者，翻译家，中国译协及各地翻译团体要走出象牙之塔，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使全社会都看到翻译和双语工作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极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前我们如果在“入世”和“奥运”这两件大事上有所作为，全社会就会立即感觉到我们翻译工作者这一重要群体的存在。假使译协会同有关院校和研究机构，在各地掀起一场群众性的纠正和消灭“洋泾浜”外文和学习实用外语的运动，通过传媒的宣传，必能起很大效应。假使译协会同外经贸部，外文局等有关单位，编印一系列有关“入世”及为外商准备的中外文对照的资讯材料，那也一定会受到全社会的欢迎。翻译界能够和应该做的其他事情还有很多。
在翻译界内部，我们必须自重自律，抵制学术腐败，开展自我批评。最近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在翻译作品中出现的一些抄袭剽窃，粗制滥造，误译乱译，质量低劣的现象，(对外宣传的外语工作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请参阅《中国翻译》2000年第6期爱泼斯坦等著《呼吁重视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一文)，应该引起翻译界的严重关切并商讨改进的措施和办法。国内翻译界既努力为国家改革开放作贡献，又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必能使翻译和翻译工作者逐步为全社会所理解、认识、尊重和重视。